今年初，我在廈門認識一個從新疆喀什到廈門跳舞的維族年輕女孩，她雖然在廈門交了一位漢族的男朋友，但她說只是單純交往，幾年以後她還是得回到老家嫁人。對她來說，跟漢人交朋友，只能以「愛情不等於婚姻 」來形容，她不知道這項禁制源自何處，但維、漢不通婚，卻是她無法穿透的枷鎖。
除了經濟上的「相對剝奪」之外，從一些人口的統計數字中，也許還可以發現另一項「人口剝奪」現象，更是造成維、漢衝突的潛在因素。
新疆的人口在清末民初時期，雖然有漢人進入新疆，但大多數是屯墾軍隊，始終沒有達到人口數量上的優勢。到1953年，中共接管新疆之初，新疆共有430萬人，這之中漢族只有29.9萬人，佔總人口的6﹪，而維吾爾族是75﹪。爾後中共中央運用鼓勵青年「支邊」等多種手段，組織漢族人進入新疆，到1964年就迅速上升到總人數的32.7﹪，尤其是在北疆成為多數民族區域。一直到2000年，新疆漢族人口達到748萬人，已經是總人口數的4成。
漢族人口大量移轉的情形，2006年 新疆中共黨委書記王樂泉在訪問湖南省時，就描述說：「在革命和建設時期，王震將軍揮師北上建設新疆。『八千湘女上天山』更是為新疆和湖南結下了不解之 緣」。「八千湘女上天山」這樣的描述語句，對漢族也許是一種光榮的歷史，但對維族人何嘗不是一種「人口剝奪」。在人口比率逐漸失衡之下，「大阪城的姑娘」 逐漸由維族婦女變成湘女，又如何能讓「大阪城的姑娘」歌曲傳唱下去？
由於維、漢不通婚，導致「大阪城的姑娘」即將成絕響，這就讓維吾爾族的獨立意識有了札根之處。當然，維吾爾族的獨立意識不是發生在現在，早在20世紀初，英國人就在新疆煽起「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3年11月，南疆地方實力派和宗教領袖利用新疆政局的混亂，首度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但只存在了3個月。1944年在蘇聯的直接策劃下，伊犁、塔城和阿勒泰爆發革命，再次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這次獨立時間雖然不長，但泛突厥主義和建立「東突」國家的影響卻一直根深蒂固的持續至今。
事實上，近代「泛突厥主義」產生於俄羅斯。19世紀時期，俄國境內的韃靼民族知識份子就利用文化認同意識，激發民族主義的團聚力，透過教育和語言改革，他們試圖將說突厥語的各民族團結成為一個統一的「突厥民族」，以抵制沙俄政府。「泛突厥主義之父」伊斯邁爾‧加思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y）在1883年就明確提出：俄羅斯、中亞、中國與伊朗的穆斯林應該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聯合起來。
20世紀初期，在英國人的助長之下，「泛突厥主義」曾經廣泛傳播。1908年時，青年土耳其黨人曾嘗試建立一個突厥人帝國，取代在歐洲的失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隨著泛突厥主義成員被迫流亡土耳其，於是被部份土耳其的知識份子接手，變成恢復昔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輝煌歷史的民族復興運動，因此「泛突厥主義」又被稱之為「鄂圖曼主義」。
蘇 聯解體後，泛突厥主義運動再度復甦。中亞國家除塔吉克之外，主要民族均屬於突厥語系，基於彼此之間擁有共同的語言、宗教、文化背景，土耳其宣稱中亞為其兄 弟，不僅大幅宣揚突厥語國家聯盟的構想，更大力支持突厥語組織與各種以「泛突厥」為主題的國際會議，全方位擴大土耳其在中亞的影響力。1991年，土耳其總理米勒就曾說：「我不會讓中國人同化我們在東土耳其（指新疆）的兄弟」，顯見現在「東突組織」跟外界的支持有必然的關係。
而在中國的文獻裡更描述著，1992年12月12日，活動於境外的分裂組織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了的第一屆「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1993年4月，在土耳其舉行並成立了 「東突籌備委員會」會議，1996年11月再次召開東突厥斯坦代表大會預備會。而與之相對應的是新疆境內的分離主義者也在秘密召開「墨玉會議」和「和田會議」。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來自新疆各地15名恐怖組織和宗教極端勢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縣。會議參加人買買提‧吐魯普說，他們在一個農家的土炕上召開了這次會議，房間的門都是堵死的。會議討論的其中一個事項就是怎麼籌集資金，怎麼發展力量，還制定了購買武器、建立「伊斯蘭敢死隊」等任務，並擬定 1995年春節前夕在葉城縣再次召集會議，以確定最後行動計劃。這也是「東突組織」相繼成立武裝性組織的開始。
1996年11月29日「東突」在新疆的和田召開「和田會議」，中國所公布的資料就形容這是一個「完美的會議」，從行動綱領制定到恐怖行為的落實，到保秘與忠誠，都極其嚴密。29日當天，「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反對組織」分布於全疆11個地州的22名代表，秘密潛入和田市。22名恐怖分子懷裡揣著各地各分部的關於組織綱領的修改意見、暴力恐怖計劃和暗殺名單前來參加會議。
「和田會議」通過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真主黨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殺計劃和統一行動問題等。將各地代表帶來的暗殺名單進行了匯總，以及在新疆大範圍內製造爆炸騷亂的具體行動計劃。
中國認為「墨玉會議」、「和田會議」是「東突」發展的一個分水嶺，一批恐怖分子被培養出來，取得了經營恐怖組織的經驗。特別是他們與國際恐怖組織掛勾，更讓中國的打擊行動疲於奔命。而目前「東突組織」基本形成了4個活動中心，包括中亞、土耳其、美國與德國。中亞的「東突組織」大約有11個，其中有4個直接從事恐怖暴力活動；有約20個在土耳其活動，其中3個訓練恐怖分子，組織武裝力量，向中國境內偷運武器；還有3 個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處的山區活動，分別從事策反和接應外逃人員，偷運武器，進行政治、宗教滲透；而「東突」的政治組織主要集中在德國。
●三股勢力
除了「東突組織」之外，2004年4月中旬，「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也和在德國的「東突厥斯坦信息中心」，結合了一批「東突」成員，在德國慕尼黑召開「世界維吾爾人代表大會」。
「世界維吾爾人代表大會」組成以後，2006年首次完成換屆選舉，並由知名的熱比婭當選。熱比婭曾是新疆女首富，前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因販毒被判刑後保外就醫，現在被「東突」的大部分分支組織高舉為「維吾爾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國會議員埃諾克鬆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就因熱比婭的知名度高，並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中國就把她視為是國際社會在複製西藏達賴喇嘛模式的「東突」領導者，中國為了妖魔化熱比婭，就把這次烏魯木齊的「七五事件」完全歸罪於她的煽動。
事實上，2001年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中國為了尋求國際合作打擊新疆分離主義運動，遂操縱「上海合作組織」，在2001年6月通過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宗教主義的上海公約」，全面性的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宗教主義等「三股勢力」進行掛勾，以加大國際打擊的力度。
中國的作法當然引來新疆分離主義者的批評，被中共列為恐怖份子的多裡坤‧愛沙就曾批評說：「如果有些維吾爾族人希望有自決權，或者想討論人權問題，中國政府就會說所有的維吾爾族人是恐怖分子，不光是我。就中國政府看來，所有維吾爾族人都是恐怖分子」。
雖然如此，但中國把所有的維吾爾族人都當成「恐怖份子」，也帶來了成效。「九一一事件」以後，以恐怖暴力為主的武裝性「東突」運動，逐漸失去國際支持，從2004年 開始，他們轉化成「疆獨的藏獨化」，不再強調武裝行動的部分，改以人權、反壓迫等訴求作為動員群眾的議題。由於這種轉變也使得大國干預有了理由，於是這種 訴諸群眾運動的新路線得以快速發展。新疆維吾爾族這種群眾運動路線，乃是維、漢關係日益惡化的關鍵。由於某些大國有了干預的藉口，「疆獨」也更加深信自己 有國際支持的自信。
香 港「亞洲周刊」的文章就說，「七五事件」被北京當局指出有海外策動，形成裡應外合的優勢，其實「疆獨」在調整路線變成「藏獨化」以後，它已經成了一個可以 自動化運作的「氣氛」，亦即利用群眾的不滿與想像擴大，變得更容易動員和出現群眾事件，這樣只要有群眾事件就一定可以指控官方鎮壓，而國際媒體也會出現同 情甚至支持的聲浪。
為了避免國際媒體把同情的聲音導向「疆獨」，中國這次在「七五事件」之後，改變去年314拉 薩事件的作風，迅速開放國際媒體的採訪，顯然是有意跟「疆獨」打一場國際「輿論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就在記者會上反擊說，「三股勢力」是國際公害， 在打擊「三股勢力」時，國際社會不應存在雙重標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烏魯木齊市市委書記栗智也指稱：「七五打砸搶燒嚴重犯罪事件的發 生，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而是以熱比婭為頭子的境內外三股勢力精心策劃和組織的反國家、反民族、反人類的暴力衝突事件」。
不管是「國際公害」或是「反國家、反民族、反人類」的用語，中國顯然害怕國際社會再把熱比婭製造成第二個達賴喇嘛，所以他們選擇開放媒體採訪，並把被維族群眾殺害的漢人屍體加以公布，以取信國際社會。
中 國的作法雖然進步了，但卻也造成更大的反效應，就像一位維族的計程車司機說的：「這次政府處理騷亂的手法不公平！七五事件過去之後，電視台、電台、報紙一 直報維族打砸搶燒的畫面，畫面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這把仇恨播進了人心」。他還說，這次騷亂對維、漢兩族造成的最大損害，就是「仇恨」﹕「現在你恨我、我恨 你、而這種仇恨估計一、二十年也消除不了」。另外，像烏魯木齊一位維族的年輕女性所說的：「過去我們不管什麼民族，大家都是好朋友，沒有打過架。怎麼一下 子都變了」﹖
其實，一切都沒變，只要中共的「土匪意識」不變，維吾爾族那種「中國人偷我們的土地，我們偷他們的錢」的想法也不會改變。但我們寧願他們只是偷錢，而不致出現那種「我殺人，因為我愛人」的意識，否則受害者永遠只會是少數的維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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