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的紀念日，對於台、中關係，胡錦濤除了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外，更首度提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願望。誠如筆者在前期《玉山周報》中所提及的，「完全統一」是一個比「政治統一」更為激進，且更徹底的統合模式；在此一模式當中，政治只不過是其中一個面向罷了，其必須要與「經濟統一」、「文化統一」、「社會統一」相結合，始能產生一種超穩定的統一結構。而在具體的實踐策略上，藉著將政治力融入於經濟、文化，與社會等各個領域之中，中國即得以在「和平、發展、合作」此等亮麗旗幟的掩飾下，逐步搭建起與台灣全面統一的完整架構。
不同於過去中國的對台策略僅著重在「政治統一」此等「硬實力」面向上，胡錦濤上任後對「軟實力」的高度重視，則是為「經濟統一」、「文化統一」，與「社會統一」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尤有甚者，馬政府上任後所採行的種種大開大放政策，亦為「完全統一」開啟了方便之門。從江陳會的議程來看，選擇以經濟、文化、教育、新聞等項目作為合作起點，絕非是馬政府所聲稱的「先從簡單容易的做起」，而是此等議題的政治性較不鮮明，且較不易為民眾所發覺，一旦驚覺事態嚴重，則木已成舟，為時已晚。此正是前副總統呂秀蓮所警告的「中國正在柔性統一台灣」。
遺憾的是，目前在野的民進黨仍未充分意識到「完全統一」戰略中的經濟、文化、社會等「軟性」層面，而僅是將焦點集中在中國的對台軍力部署上，從而忽視了「和平統一」之所以能夠實現的客觀條件正在逐步成熟。事實上，從經濟、文化、社會此等傳統上被認為是非政治領域的角度切入，不僅較不易為外界所警覺外，其質變的效果將是更為穩固且更加持久的。面對此一來勢洶洶的「水煮青蛙」與「潤物細無聲」的戰略，台灣必須要時時刻刻保持清醒，切莫一相情願地以為「現狀」可以一直維繫下去，甚至天真地以為可以藉由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來壯大「民主台灣」。必須提醒的是，只要中國共產黨持續維持目前的專制體制不變，任何以民間交流為名的「和平、發展、合作」，就不可能真正擺脫中國政府之「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掌控，而僅是一套建立在以「互利、互信、合作」為假象的對台吸納戰略罷了。
當前，國共已藉由江陳會的平台逐步搭建起「完全統一」的橋樑，採取一系列先經濟，而後文化、社會、教育、新聞的交流與合作，最後，則將會是如國民黨所言的「政治統一勢必浮上台面」。對照國共兩黨的「目標明確」，民進黨等「台灣派」又豈能坐等中國的「和平演變」呢？
江陳會正在執行「完全統一」所需之步驟
上個世紀八０年代以來，台灣人總是將中國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視為是不切實際的政治宣傳，而從未重視其可行性條件。此不僅同當時台灣的政經社會發展水準較高有關，更在於中國所採取的文攻武嚇姿態。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其以自己的方式積極地融入國際社會後，中國在相關政策工具的選用上，至此即大大為之拓寬。例如，中國在「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下，同第三世界國家開展「無附加條件」(no strings attached)的投資、援助、貿易或能源合作等活動，即為顯例；此一作法，不僅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活動有了絕佳的迴旋空間外，更能積極地抵禦來自於美國等西方社會的「和平演變」攻勢。
由於有了這段成功的歷史實踐經驗，中國清楚地瞭解到，過去那種對外高舉「世界革命」，對內力行「文化大革命」等粗暴行徑，並無法讓其意識形態贏得任何的正當性或吸引力。進一步言，要讓中國為世界所接受，就不能單靠政治力或軍事力輸出意識形態，而更有賴於經濟力、文化力，以及社會交流的協作。對台政策亦然，若是欠缺兩岸連結的經濟基礎、文化臍帶，以及社會互動，縱然「政治統一」得以實現，台灣內部的反抗勢力亦將永無寧日，徒增中國的統治成本。
從去年西藏的「3˙14暴動」，到今年中新疆的「烏魯木齊暴動」兩起事件可知，縱使人種差異之大如西藏、新疆者，中國當局都要昧於客觀將其納入「中國人」範疇加以統治，何況是對外自稱「華人」的台灣。由中國在此兩個地區的統治情況即可知，在經濟層面上，儘管北京重視地方經濟的發展，但更重要的是，其所要建構的是一套以北京為中心的「核心—邊陲」經濟體系，以利中央對這兩個地區的資源掌控；而在文化、社會面向上，北京則是透過有計劃的大規模漢人移民，以逐步質變當地原有的社會價值、宗教信仰，以及政經結構，從而達成「同化」或「稀釋化」的目的。
從西藏與新疆的例證可知，單靠「政治統一」實不足以確保兩地在經濟、文化，與社會的穩定，而是要將所有的面向統整起來一同掌握，始能達成真正的「完全統一」。不同於西藏與新疆的「政治統一」先行，眼前的中國則是以經濟、文化、社會做為先鋒部隊來侵蝕台灣，最終再進入政治領域，從而逐步達成「完全統一」台灣的終極目的。儘管這樣的過程極其耗時，但其所搭建起來的統一結構卻是紮實的；藉由虛幻的經濟利益為誘耳（主導權在中國），同時在「共同促進中華民族復興」等宏大願景的引領下，台灣即逐步被納入一張以中國為核心的物質與理念的網絡當中。屆時，所有一切自民主化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台灣主體意識，至此即被界定在鄉土文化意識領域，而所謂的台灣人認同，亦將淪為一種地域認同或鄉土認同，從而達到完全的「去國家化」與「去主權化」。
當然，此種以「經濟統一」作為開端，經「文化統一」與「社會統一」的進程，而後達成「政治統一」的結果，不僅統一的代價最小，且由此所成形的「完全統一」結構也最為牢固。它使得中國的「和平統一」不再是一相情願地政治口號，而開始具備了客觀的結構雛形。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縱使中國政府已設計好「完全統一」的戰略，並依序展開各條戰線的運作（經濟、文化、社會、政治），但若沒有台灣執政黨的配合，其成效必然無所彰顯。遺憾的是，從歷次江陳會的議程來看，「完全統一」的軌跡似乎已在此得到全面的體現。除了眾所矚目的ECFA簽訂外，預計在明年舉行的第五次江陳會，則是將重點擺在文化、教育、新聞等議題上。誠如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等人所說的：「明年兩會除將商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外，還將進一步從經濟轉入文化、教育和新聞等議題討論，這些將比經濟議題更能縮短兩岸間距離」。梁的談話實已透露出，中國的「完全統一」戰略早已透過江陳會的先經濟、文化、社會，而後政治，一步步鋪陳開來。
台灣派的迷思：危險的樂觀
如前所述，「完全統一」中的各條戰線在江陳會議程上的全面開展，固然是國共兩黨緊密配合下的結果，但國內多數自認為是「台灣派」的人士，又何嘗不是陷入此一合作交流的迷思當中呢？
二０００年五月，民進黨此一源生自本土的政黨首次執掌政權，然而，其卻在政黨輪替不久後立即召開「經發會」，並力推「積極開放」政策，一舉開放了七千多項製造業產品赴中國投資。而為了讓此一開放政策能獲得黨內的支持，二００一年九月，民進黨便在全國黨代會上做成的《開創台灣經濟新局決議文》，主張要「站穩『以台灣為主體』的立場，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模式，將中國市場及資源納入台灣產業全球化佈局之一環」。開啟了「政獨經統」此一矛盾的路線。
而八年多來的實踐，卻也證明了此一路線的荒謬，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只是更加地確認，「積極開放」不僅未能讓台灣更加全球化，反而是將台灣經濟更加鎖進中國控制的範疇，從而使「站穩『以台灣為主體』的立場」淪為一句空話。以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為例，一九九九年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僅占所有出口總額的23.7％，然而，到了陳水扁卸任時，此一比例卻已超過40％；同樣的，民進黨執政初期時，台灣在中國的海外生產比例為22％左右，但到了二００七年時，該比例卻已超過45％；而在對中投資佔所有對外投資的比重上，一九九九年時此一數據為27.7％，但到民進黨執政中期時（二００五年），此一比重更是高達七成以上。
遺憾的是，儘管事態發展已如此嚴峻，但民進黨頭人卻仍以「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自瀆；正當二００七年時任總統陳水扁警覺到開放狀況不如預期時，其便在元旦談話中宣示，兩岸關係即刻要由「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調整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但卻受到前行政院長謝長廷以違反「開創台灣經濟新局決議文」的決定加以批評。誠如總統府前國策顧問黃天麟所說的：他們（民進黨）渾然不知「經濟統合」與「台灣主權」是兩個完全不能兩立的政策方向，而此一邏輯的錯亂，很不幸地一直存在於民進黨的政策思維之中，也注定了民進黨八年後必須落敗的命運。
由於有了過去八年來的「積極開放」經驗，再加上截至目前為止，民進黨仍無具體的經濟安全戰略，這些都使得其在批判馬政府處理ECFA的態度上，處處顯出戰術層面的干擾，而無具體的戰略方向。可以說，八年來民進黨的政經分離政策，正使得其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逐漸失去經濟基礎；一旦此一經濟基礎為中國所掌控，則過去一向被視為是空洞的「政治統一」，即得以由虛轉實，從而進入兩岸協議的政治議程當中。
正因為民進黨錯以為可以在站穩「以台灣為主體」的立場上，將中國市場及資源納入台灣產業全球化佈局之一環，卻嚴重忽略了中國在經濟、文化、社會的交流上，也有其更為具體的「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吸納戰略。兩相對照之下，民進黨政府可說是在空口保證「台灣經濟主體（或安全）無虞」的情況下，逐步被中國所吸納，從而形成現階段高度依賴中國的格局。無怪乎中國經濟學者胡鞍鋼膽敢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即誇言：台灣經濟日益依賴中國，就像糖尿病患，必須注射中國的胰島素維持生命，一旦中國對台灣展開經濟制裁，台灣七天內就會滅亡。胡的發言，正是吃定了民進黨與國民黨在經濟政策上的一致性，亦即都是「經濟統合」這一套。
而同樣的迷思，亦出現在「台灣派」對自身民主體制的盲目自信上，他們以為只要該體制能持續下去，且「台灣人」的認同比例持續攀升，則「台灣認同」必能繼續走下去。然而，中國對此亦非毫無所悉。事實上，早在二００一年時，中國對台政策重要智囊，同時也是已故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的重要左右手章念馳，即曾針對台灣民調中「不統不獨」的高比例有著另類的詮釋，他指出：「台灣廣大同胞要求維持現狀是一種很無奈的選擇，是對台獨的不認同，又對統一的害怕，是對兩岸關係膠著狀態的失望，於是產生維持現狀的理想，這僅僅是一個美好理想而已，並不現實，也不可維持，天下哪有不進不退的維持現狀」。章認為，求發展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而此一部分是與中國的民意相符，而非相悖的。由此，即找到了「和平發展」戰略的契入空間。
基本上，章的觀察頗為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下，兩岸對「發展」的內涵與界定，確實已有一大部份已落入中國的掌控範疇（民進黨執政時亦強化此一趨勢）。必須清楚指出的是，章念馳與「台灣派」對「不統不獨（或維持現狀）」之詮釋的最大差異點，即在於前者有逐漸上升的經濟基礎為之鞏固，而後者則是正在流逝其物質基礎。這使得「台灣派」所自認為是「大勢所趨」的「台灣認同」，極可能逐漸朝向由實轉虛的難堪處境。
不僅如此，面對「台灣人認同」超越「中國人認同」的趨勢，中國的因應態度則是更為靈活。從一九九五年的「江八點」，到二００八年的「胡六條」，即可看出此一微妙變化。在「江八點」中，「台灣文化」或「台灣意識」是不能夠出現的，僅能以中華文化作為「維繫全體中國人精神紐帶」的總代表，然而，到了「胡六條」時，不僅「台灣文化」一詞得以首度出現，其更正面肯定了「台灣文化」對中華文化的貢獻。「胡六條」指出：「台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台灣同胞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願意協商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此一轉變清楚地將「台灣意識」限定在鄉土意識，並將「台灣文化」侷限在中華文化的大框架下予以肯定。儘管兩者在實質上都是以「主從關係」或「中央／地方關係」吃盡台灣的豆腐，但不同的是，從迴避「台灣文化（或意識）」到肯定與願意面對的轉變，其所展現的卻是中國已著手積極介入並企圖詮釋台灣的「現狀」。
反觀「台灣派」，除了仍陷入「政獨經統」的迷思外，對於「台灣認同」上揚的趨勢，卻是採取被動樂觀的期待，殊不知中國正在以其堅實的經濟實力為後盾，並重新界定台灣的「主流民意」。二００七年以來，民進黨曾舉辦過一系列的研討會，當時即試圖以「民主崛起」來抗衡中國的「和平崛起」，然觀其論述，多半內容卻是集中在批判中國的崛起是霸權，是災難，但對自身的民主應如何崛起，卻是蒼白無力。儘管人人都說歷史會說話，但欠缺人的論述以及明確的戰略指引，縱然「台灣認同」是當前的主流，亦僅為脆弱的主流。
結語
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曾出現過這樣的一段文字，即「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對於美國在此份公報中所採取的立場聲明，過去總有許多獨派人士將焦點放在「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部分，特別是強調美方對中方的立場是「知道」(acknowledge)而非「承認」(recognize)。然而，隨著台灣民主化過程的逐步深化，以及在兩岸分治現狀暫無可能被立即打破的格局下，「台灣派」便開始從《上海公報》內的「中國人」一詞尋求另一種更為積極的解套。簡單地說，當絕大多數的台灣住民都認同自己的身份是台灣人時，屆時，《公報》中的「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就不再具有實質的意義。
然而，就在二００八年國民黨重新取回政權後，新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又再重新開啟，其不僅毫無設防地與中國進行「三通四流」，更積極配合中國的「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完全統一」戰略。今年十月三十日，國民黨所屬的《中央日報》即指出：「九十年代初兩岸開始協商及交流後，當時國民黨政府就有了「兩岸交流，文化先行，新聞前導」的概念及說法。因此，兩岸對此應已有共識，就看如何加強推進」；報導並引述了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會見海基會所組的台灣媒體參訪團時所指示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離不開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同時該報並指稱「這句話點出了新聞媒體在兩岸關係中的重要性」。有趣的是，就在國民黨的《大陸情勢雙週報》透露出「兩岸未來有關政治統一的問題，勢必將會浮上枱面」的不久前，其則是在同一刊物的前一期文章中明確提及了「穩定兩岸的根本基礎，並非經貿全力所能及，還得有賴文化交流的逐日陶冶。穩定兩岸的根本基礎，並非經貿全力所能及，還得有賴文化交流的逐日陶冶。文化是一種『柔性力量』，常能在不知不覺間，逐漸改變群體的價值與目標。因而，如何擴大兩岸的文化交流，便成為新一階段兩岸關係的主軸」。
眼前，國民黨已然是全力配合胡錦濤所提的「完全統一」戰略，遺憾的是，號稱本土政黨的民進黨不僅至今提不出任何具體的因應戰略外，甚至還落入一系列的迷思當中而成為黨內的矛盾。必須提醒的是，一旦此一趨勢持續下去，「完全統一」必然達成，屆時，就算《上海公報》中的「中國人」在台灣仍是少數，但「台灣人」的內涵卻是已被重新界定，而成為一種地方認同或是地方情感。至此，「和平統一」即大功告成。
（黃德源為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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