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單位：台灣戰略研究學會、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時間：2010.1.8
地點：外講所
伍、台灣軍事戰略的變革
一、軍事變革的根源
所謂的變革係指集中人力、物力、文化等資源來改變組織的運作方向。[1]綜 觀人類的歷史，發生過多次軍事變革。最近一次大規模軍事變革源自於冷戰結束之後，其原因為：第一、冷戰的結果、戰略環境的改變與過去戰略思想與軍事計畫作 為早已不合時宜；第二、冷戰的結束也同時使得軍事預算受到各項公共政策的壓力，使得各國被迫裁減軍隊；第三、資訊的變革，尤其是資訊科技的步調，在作戰指 揮上逐漸形成革命性改革的可能性。實際上，所有已開發國家國家安全政策目標的能力，大多數都將視軍事組織是否應該調整，以及對其戰略、政治、預算及科技等 變化環境的適應程度而定。[2]
學者波森（Barry Posen）在1984年出版的《軍事準則之根源》（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一書中，檢視了軍事組織之變革。[3]從此之後，相關探討軍事變革的文獻不斷地出版，而且對於軍事何以開始變革、如何變革、採取何種變革程序，以及各種相關努力作為是否有所成效，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都提供了豐富的見解。英國學者法瑞爾（Theo Farrell）與特瑞福（Terry Terriff）將軍事變革的主因歸納出下列因素：[4]
（一）文化
目前為止，對於軍事文化的研究，都集中在檢視國家或組織型社團特有的規範，何以對這些團體產生特有的行為模式。一旦軍事文化改變之後，就可能推動軍事變革 的強大動力。而文化導致軍事變革有兩大過程：是有計畫的改變過程，包括思想動員及新信念特性與適當行為背後所帶來的利益等；包括外在衝擊對當地深層本質的 文化制度之影響。
（二）政治
在現代化民主國家中，政治在軍事領域中往往涉及：軍事武力對外國與國際行為所導致的後果；影響國家安全的立法與軍事專業事務等方面。因此，凡足以影響戰爭準備的政府或有組織團體的理念與行為稱之為政治因素，而政治上的考量往往主導並決定軍事發展的方向。[5]如同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人統治」（Civilian Control）理論中認為，任何文人統治系統的主要本質是將軍事力量限制在最低限度，在民主政治中必須確保文人對軍隊的統治。[6]
冷戰之後，由於全球戰略環境丕變，全球各地出現了各種不同型態的威脅，過去相對明確、可以預測的傳統安全威脅消失或減少，取而代之為來源多元化、不確定性高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國家亦亟需發展新的軍事能力以為因應。[7]各國無不要求軍隊能夠適切執行各種不同型態的應變作為。因此，軍事變革最明顯的根源就是戰略，亦即國家安全威脅的改變。大多數學者認為戰略壓力透過政治過程來形成軍事變革。波森認為，戰略考量在文人干預的形式中產生直接政治壓力，尤其是有被擊敗的跡象時，最有可能造成軍事變革。
（三）科技演進
若以軍事科技的演進作為區分軍事變革的標準，可分為：以木石兵器發展到金屬兵器的軍事變革、以冷兵器發展到熱兵器的軍事變革、以熱兵器發展到機械化的軍事變革，以熱核武器誕生與發展的軍事變革，以及當前以資訊技術應用到軍事領域的軍事變革。[8]
雖 然不是每樣軍事技術的創新與發明都會產生軍事變革，但是若沒有軍事技術的創新與發明作為基礎，軍事變革將難以順利推展。有鑑於此，許多人認為技術是依循自 然的軌道演進，最著名正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因此現有的技術將被不斷精進的技術所取代，這就是安全領域研究學者所鍾情的「技術決定論」。此乃「軍備競賽」的 核心，亦即敵對國家或集團必須競相發展更精良武器的特有關係。不過社會學家則認為，科技與技術造成軍事變革的觀點，並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這是無心插柳的情 況下，提升軍事實力的插曲而已。[9]
二、台灣軍事戰略的變革
從以上的變革論來看，台灣的軍事變革大多產生在政治因素，特別是兩岸與國際政治環境因素的改變所造成。自1949年國民政府敗退來台後，形成台灣與中國隔著台灣海峽對峙的態勢，由於中國方面圖謀奪取台灣，所以台灣的軍事戰略跟隨著國際情勢的脈動、兩岸關係的轉變而進行調整，大致可以歸納為下列幾個時期：[10]
（一）攻勢作戰時期（1949－1969年）
國民黨政府退居台灣初期，為防範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武力解放台灣，積極謀求美國的軍事保護。韓戰爆發後，美國出於圍堵中國的需要，派兵協防台灣，並於1954年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僅管如此，撤退來台的蔣氏政權與外省籍軍眷，仍希望在經過一番整軍經武之後，能建立反攻大陸的軍事能力。所以，以攻勢作戰的「創機反攻大陸」為作戰用兵原 則，當時蔣介石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陸口號，各項國家建設以反攻大陸的軍事需求為著眼點，軍事作為上則以建立兩棲登陸 作戰與海、空軍攻勢作戰能力為主。
（二）攻守一體時期（1959－1979年）
1971年，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席次由中國取而代之。隔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 訪問中國，企圖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中美關係因而開始解凍。在國際與兩岸情勢轉變的情況下，台灣軍事戰略出現兩大變化：一是，由「以攻為主」修正為「攻守一 體」；二是，戰略立足點由「依美協防」轉向「獨立防禦」，雖然台灣當局仍未放棄「反攻大陸」，但是已經在逐年加重防衛部署的建軍比重。
（三）守勢防衛時期（1979－1991年）
1979年1月，美國與中國建交，並宣佈與台灣斷交、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值此之際，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佈兩岸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11]為 因應國家情勢及國際環境的轉變，台灣的國家建設以「建立復興基地」為目標，全力推動經濟建設，提升生活條件。軍事戰略調整為「守勢防衛」戰略，以發展整體 陸、海、空軍之均衡戰力為目標，依序以制空、制海、反登陸作戰戰力之整建為要務，以能有效遂行戰略持久、戰術速決，達成建軍備戰的目標。
自1995年起，國軍在建軍備戰上，已具備基礎戰力，能有效遂行防衛作戰任務，台灣軍事戰略構想調整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台灣軍方以「精、小、短」為軍事整建方針，以因應未來台海戰爭型態，籌建有效嚇阻戰力。
（四）積極防衛時期（2002－2008年）
2000年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將台灣防衛政策化被動為主動，依「全民總體防衛」政策，[12]調整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戰略構想為「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積極防衛」。「有效嚇阻」係建立具備嚇阻效果的防衛戰力，並積極研發、籌建遠距縱深精確打擊戰力，[13]以期盼能有效瓦解與遲滯敵攻勢的兵火力，使敵人在理性的戰損評估下，放棄任何犯台軍事意圖。
（五）守勢國防時期（2008年迄今）
2008年國民黨政府重新執政以後，對於前任政府的國防策略做出修正，再度回歸守勢防衛的防衛政策。一方面，以循序漸進之方式積極尋求與中國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Confidence Building Mechanism，CBMs）； 另一方面，將「有效嚇阻、防衛固守」戰略構想調整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守勢國防」政策，強調台灣不會在戰術上發動「第一擊」，但是同時持續增強承 受第一擊之後的反擊能力，持續強化防禦性反制能力的戰略整備，以期盼透過「有效嚇阻」的手段，達成「防衛固守」的目的。[14]
（未完，待續八）
[1] William Bridges, Managing Transitions, (Bost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p. 3.
[2] Theo Farrell, Terry Terriff著，曾祥穎譯，〈軍事變革之根源〉，《軍事變革之根源：文化、政治與科技》（The Sources of Military Change: Culture, Politics, Technology），（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5年），頁9。
[3] 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4] Theo Farrell, Terry Terriff著，曾祥穎譯，〈軍事變革之根源〉，前揭書，頁10-32。
[5] Theo Farrell, Terry Terriff著，曾祥穎譯，〈軍事變革之根源〉，前揭書，頁186。
[6] Eric Nordlinger著，洪陸訓譯，《軍人與政治》（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台北：時英出版社，2002年），頁115。s
[7]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95年國防白皮書》，（台北：中華民國國防部，2006年），頁31。
[8] 〈世界新軍事變革的基本特徵〉，《光明日報》，2005年6月29日。
[9] Marshall J. Bastable, “From Breechloaders to Monster Guns: Sir William Armstrong and Invention of Modern Artillery, 1854-1880,”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33, No. 4, October 1992, pp. 213-247.
[10]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前揭書，頁92-93；李家泉，〈兩岸關係五十年：評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三個時期的大陸政策〉，《海峽評論》，第106期，1999年10月號，頁14-16。
[11] 郭立民，《中共對台政策資料選輯》，（台北：永業出版社，1992年），頁328-331。
[12] 台灣在2001年11月制定《全民總動員法》取代1942年 制定的《國家總動員法》，將過去動員準備事項由「行政命令」提昇至「法律」層級，將抗戰時期「總體戰」的理念，延續到「全民聯合作戰」思維，再轉變為今日 「全民國防」理念，參閱莫大華、陳文亮，〈全民國防的意含－概念、戰略、公民教育與決心〉，《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東吳大學，2005年12月1日），頁10。
[13] 在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台灣開始研發射程600公里雄風二E巡弋飛彈，可攻擊中國東南部沿海城市、機場、導彈基地等目標，參閱〈台灣大規模導彈試射 馬親往視察〉，《星洲日報》，2009年10月15日，〈http://www.sinchew.com.my/node/134409?t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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