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當前台灣戰略的發展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台灣戰略研究學會、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時間：2010.1.8
地點：外講所
一、 國家安全與傳統安全
自從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簽訂之後，較為完整的「國家」概念與實體逐漸成形。爾後在主權原則與相對應的國際條約基礎上，國際關係也逐漸形成，「安全」概念就與「國家」概念緊緊相扣，一直延續至今。「國家安全」也成為現代國際關係與政治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核心概念。根據學者曼爾哥德（Peter Mangold）的考證，「國家安全」的現代用法最早出現在美國報紙專欄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於1943年出版的《美國對外政策》（U.S. Foreign Policy）一書中。「國家安全」這個名詞首次出現在法律條文，是1947年美國通過的《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根據這項法律，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對美國國家安全有關的內政、外交與軍事政策提出建言。自此以後，「國家安全」此一詞彙開始在各國的政府檔案中廣為出現，許多國家也相繼成立國家安全機構。[1]
傳統上，國家安全研究重心集中在政治與軍事等安全領域，由於所指涉的對像是保護領土的完整性，以及國家的政治主權。這樣的界定方式主要是由於政治權威的需要或學者研究上的便利而來，它所關切的焦點則是在國家疆界之內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因此，傳統安全的研究跟早期的戰略研究一樣，大都集中在國家生存的想像上，它所涉及的安全議題包括軍事力量的威脅、武器的使用和控制方面。現實主義派認為，國家安全始終受到其他國家的威脅，安全問題是國家之間的戰爭問題，建構強大的軍事力量是確保國家安全的最佳手段。[2]在這樣的認知下，許多傳統大國與區域國家都高度重視發展自身的軍事力量。這種局面在冷戰時期特別明顯，直到冷戰結束才有大幅改變。[3]
參、非傳統安全的意義及其範疇
一、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產生背景
在國際關係的研究領域中，國際安全研究長期由現實主義所主導，往往屬於國家安全研究的範疇，主要研究的對象則是戰爭與武力，安全所指的唯一對象為國家，安全問題被視為一種客觀的現象。自198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學者開始對於以軍事與國家安全為中心的安全研究提出批判。[4]冷戰結束之後，對現實主義傳統安全觀的批判變得更加激烈，鮑德溫(David Baldwin)指出：「安全研究領域源於冷戰時期的國際安全領域，在處理後冷戰時期世界時已顯得相當不足，其軍事優先的治國之術，限制了其容納許多不從屬於軍事安全的外部與內部問題的能力。」[5]隨著冷戰成為歷史，非傳統安全問題遂成為國際政治領域一個新的熱門研究議題，受到各國政府、國際政治與國際問題專家、學者的重視。[6]
在一定程度上，「非傳統安全」概念與「非軍事安全」（non-military security）或「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等可以通用。非傳統安全威脅是一種「新的安全威脅」，是一種逐漸突出、發生在傳統戰場之外的安全威脅。[7]非傳統安全威脅正逐步取代傳統大規模戰爭與核子戰爭的危險，成為多數國家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主要現實威脅。這些威脅很難用傳統的安全理論加以解釋，只能被稱之為「非正常」、「非典型」、「非常規」等的安全問題而被納入「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領域，並不斷上升至國家安全與全球安全的高度，受到各國所重視。[8]
冷戰之後，部分西方學者在他們的著作或發表的文章中，有時用「非常規安全」(Unconventional Security)、「非傳統威脅」（Nontraditional Treaty）、「非傳統問題」（Nontraditional Issues）、「新安全」（New Security）等詞彙來與傳統安全作區分。[9]不過，在西方國際安全與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最廣為採用為「非傳統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一詞，然而最早由誰提出非傳統安全這一詞彙，已經無從考據。[10]
非傳統安全問題自1990年代之後開始獲得普遍重視，主要源自於下列背景：
（一）冷戰後國際局勢的變化
冷戰結束後，美蘇爭霸的兩極世界宣告終結，世界朝向多極化發展，使得軍事作為戰爭、戰略的功能減弱，非傳統安全問題因而日漸突出。[11]同時，因為國際強權勢力的衰退，給予了民族主義、極端宗教勢力東山再起的機會。民族、宗教、部族矛盾所引發的內亂與地區性衝突，是冷戰之後國際安全所面臨的頭號問題，更因此帶來一系列的後遺症：[12]衝突國家與地區局勢不穩，導致經濟凋敝、人民生活環境急劇惡化；內亂與衝突造成大量難民產生，蘇聯解體後，產生了約900萬的難民，[13]國際恐怖組織介入部份國家的內亂與衝突，在衝突地區造成販毒、走私軍火等新安全問題。例如，在中亞與阿富汗交界的山區，高山峻嶺不僅提供了恐怖份子藏匿的基地，加上當地謀生不易，居民為求溫飽而不得不鋌而走險，從事毒品生產工作，而從事毒品買賣的收入也成為當地恐怖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14]
（二）全球化現象的加速發展
全球化（Globalization）雖然很難加以定義，但是大致上可用國際貿易增加、人類遷移限制減少與資本自由化流通來加以形容。[15]全球化使國家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當世界經濟體系與政治體系已經形成，並且逐漸成熟後，雖然有助於經濟資源的快速流動與分配，卻也使得各國的經濟弊端、內政問題向外擴散，引發了部份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社會問題。[16]以1929至1933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為例，這次經濟危機首先爆發於美國，因為貿易戰與貨幣戰而起，但卻波及到全球許多國家，使其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國力因而大減。[17]
全球化發展使得貨物、人員、資金、資訊等跨越國界流動，各國主動或被動開放成為必然趨勢。同時，因為國家自主性降低、科技發展等因素，造成國家權力遭到稀 釋，使得國家主權沒落，進而導致國境管制鬆動。在全球化時代，沒有不受任何外來事務影響的絕對國內事務，也沒有不對外國產生影響的絕對國內事務，依靠傳統 軍事力量無法將他國的金融危機、環境污染、文化滲透、傳染病等阻擋在國界之外，如何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共用災難」與「共用危機」，使得各國政府與學界日益 重視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研究。[18]
（未完，待續三）
[1] Peter Mangol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2.；俞曉秋、李環、達威、林利民，〈非傳統安全理論概述〉，《非傳統安全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頁13-14。
[2] Paul B. Stares e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A Global Security,
[3] 俞曉秋、李環、達威、林利民，〈非傳統安全理論概述〉，前揭書，頁17。
[4] Ole Wae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6-86.
[5] David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October 1995, pp. 117-141.
[6] 李淑雲，〈非傳統安全的根源與趨勢〉，《社會科學輯刊》，2004年第6期，2004年12月，頁30。
[7] 王逸舟，〈重視非傳統安全研究〉，《人民日報》，
[8] 餘瀟楓，《非傳統安全與公共危機治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1。
[9] 餘瀟楓，前揭書，頁33。
[10] 俞曉秋、李環、達威、林利民，前揭書，〈非傳統安全理論概述〉，頁18。
[11] 李淑雲，〈非傳統安全的根源與趨勢〉，前揭書，頁31。
[12] 俞曉秋、李環、達威、林利民，〈非傳統安全理論概述〉，前揭書，頁41。
[13] 聯合國難民署，《難民》，1996年第4期，頁18。
[14] 傅仁坤，〈1993-2003年蒙古與中亞五國關係發展之探索〉，《發現中亞》，（中壢：台灣與中亞文化經貿協會，2005年），頁47。
[15]
[16] 俞曉秋、李環、達威、林利民，〈非傳統安全理論概述〉，前揭書，頁41-42。
[17] 李淑雲，〈非傳統安全的根源與趨勢〉，前揭書，頁31。
[18] 齊琳，〈國內非傳統安全問題研究評述〉，《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2005年第1期，2005年1月，頁28；劉宏松，〈國際組織與非傳統性公共安全問題的國際治理〉，《理論與改革》，2005年第6期，2005年6月，頁41。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