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於一九九五年即發生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車站製造了「沙林毒氣事件」，導致超過五千餘人傷亡；此外，右翼「大悲會」成員（反對政府將所謂「不戰決議」提交國會討論）與極左勢力「革命工人陣線」亦不斷透過暴力恐怖手段，向政府宣洩對於政策的不滿，也成為日本社會不安的起因。
除了來自日本內部的恐怖攻擊威脅，因在國際上與美同盟，日本也成為國際反美恐怖組織攻擊的對象。基此，在阿富汗戰爭爆發後，日本當局成立了「緊急反恐怖對策本部」以研擬相關因應措施，除進一步召開「有關省廳國內反恐怖對策會議」，日本國會並通過「反恐怖特別措施法」，期能有效反制恐怖組織威脅。
日本主要的恐怖威脅來源
在日本遭受恐怖攻擊威脅的來源方面，首先是為了回應一九六八年迄自巴黎街頭，其後蔓延全球的學生運動，日本一群極左派激進學生在翌年正式成立所謂「赤軍連」，主張透過城市游擊戰等恐怖手段，進行世界革命鬥爭。其主要活動包括首度在一九七○年劫持日本航空客機（代號為鳳凰計畫），一九七二年襲擊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一九七三年再度劫持日本航空客機，一九七四年襲擊新加坡殼牌石油公司、占領日本駐科威特使館與襲擊法國駐海牙使館，一九七五年在美國駐吉隆坡領事館扣押人質，要求日本政府釋放被捕成員，以及一九七七年劫持日本客機勒贖等。但在一九八○年代後，成員已由兩千餘人，降至目前僅有百餘人左右。
八○年代，亞洲各國（特別是新興工業經濟體）紛紛出現被稱為「新新宗教」的新興宗教發展浪潮，日本的奧姆真理教正是其中之一，其教義極力渲染神祕主義、特異功能、超感應能力與神通預言等，並經常以世界末日概念來鞏固教徒信仰，結果即是為了「實現」預言，透過不理性舉動（例如施放毒氣）來刺激群眾。
此外，由於「九一一事件」所帶來的全球恐怖氣氛，以及自一九九○年代以來日本希望透過擴大國際參與，來實際提昇其地位與影響力的政策方向，再加上美國極力拉攏日本在後冷戰時期鞏固其霸權基礎，這些都讓該國政府自新世紀初以來，不斷地呼應全球反恐聲浪，並持續積極地透過修法，以提供日本更彈性的參與機會。
反恐政策制定與作為
事實上，由於「赤軍連」在一九七○年代所帶來的恐怖威脅，日本早在一九七七年便仿效美國、英國與西德，在東京（東京警視廳第六機動隊）與大阪（編號名稱不詳）的警察本部籌組反恐怖特種突襲部隊（SAT）；迄今為止，日本對前述兩支特種部隊仍採取高度保密措施，並視為「最高國家機密」，相關資料幾乎不公布。無論如何，在一九九五年毒氣事件後，日本隨即將特種部隊編制由原先僅限於東京都與大阪府，一口氣增加了北海道、愛知縣、千葉縣、神奈川縣與福岡縣等五個新單位，總計十個分隊，成員共約兩百人，並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公開舉辦授旗儀式。
一九九六年底，發生祕魯左派游擊隊扣押日本大使館人質事件後，日本政府決定進一步提高前述突襲部隊的反恐怖能力，並於翌年提供超過兩百億日圓，用以建立訓練基地與相關設施。
二○○一年「九一一事件」爆發後，日本更立即展開大規模的法規修改與制定工作，其中最主要者，首先是通過「反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一方面公開楬櫫配合美國進行全球反恐的政策目標，同時授權政府採取迅速的對應措施，例如在內閣中提出基本計畫，並在國會批准後，要求自衛隊進行廣泛的任務配合等，但實施期限僅限兩年。其次，為求落實前述法規，日本也通過「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授權對日本領海內可能具有高度威脅之可疑船隻進行射擊）、「自衛隊法修正案」（在自衛隊與駐日美軍設施面臨恐怖威脅時，授權其進行警戒，並於必要時使用武力）、「日本國際和平合作法修正案」（同樣著重於擴張使用武力權限）。
接著，日本安全保障會議與內閣會議於同年十一月通過「關於落實反恐怖特別措施法對策的基本計畫」，宣示將全力支援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主要是於公海（印度洋）上提供船艦的後勤補給工作，這也將其安保政策發展帶向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二○○四年底，日本政府更根據新制定的「預防恐怖活動行動計畫」，要求所有進入境內的外國人接受指紋採集和面部拍照。更甚者，日本政府亦於二○○七年將反恐主力由警察擴及軍方，決定成立一支歸日本陸上自衛隊管理的「中央快速反應部隊」，總兵力約三千兩百人，專門職司針對恐怖分子和游擊隊展開快速應對任務，並負責參與國際維和行動。
反恐作為實際之成效
自從組建前述警察特種部隊以來，它們曾多次進行反恐行動；例如大阪部隊曾解決一九七九年的三菱銀行人質事件，東京機動隊亦全面參與一九九五年對於奧姆真理教的搜查行動，並於前述同年六月的劫機事件中，首度在民眾面前公開亮相完成救援任務。
根據日本媒體的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支持日本派遣自衛隊協助反恐行動，且有九成民眾支持日本和美國聯手打擊恐怖主義，但大部分認為應限制於提供後勤和醫療服務範圍內，只有一成的受訪者認為，日本部隊應直接參與作戰。這一方面既提供該國政府廣泛進行法規修正的正當性基礎，也成為限制日本參與反恐行為範圍的主要來源。儘管當時一度因為反對黨抵制的緣故，反恐怖措施特別法曾於二○○七年中斷過一段時期，日本眾議院仍於二○○八年十月底通過「新反恐怖特別措施法」修正案，以延長自衛隊在印度洋供油活動，直至今年一月中旬，鳩山內閣才下令撤回印度洋從事供油活動的海上自衛隊艦船。但同時公布五年向阿富汗提供五十億美元的民生援助替代方案，藉以宣示日本對於國際反恐行動將會持續作出貢獻。
結論
總括而言，為正面因應來自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日本自公布「二○○三年度防衛白皮書」以來，便宣示將把「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亦即向海外派兵）作為自衛隊的任務之一，並希望藉此提高日本的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從法規修訂與組織編制看來，這一連串作為確實大大地提高了日本因應恐怖攻擊的能力，但問題在於，事實上自一九八○年代末期以來，日本便極少直接面臨恐怖威脅（新興宗教的恐怖定義仍待釐清），這也一定程度地左右輿論的支持度，並讓日本繼續貫徹反恐政策的未來可能出現變數。
（本文刊登於青年日報國際安全論壇專欄，2010.5.27，第7版，蔡東杰是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除了來自日本內部的恐怖攻擊威脅，因在國際上與美同盟，日本也成為國際反美恐怖組織攻擊的對象。基此，在阿富汗戰爭爆發後，日本當局成立了「緊急反恐怖對策本部」以研擬相關因應措施，除進一步召開「有關省廳國內反恐怖對策會議」，日本國會並通過「反恐怖特別措施法」，期能有效反制恐怖組織威脅。
日本主要的恐怖威脅來源
在日本遭受恐怖攻擊威脅的來源方面，首先是為了回應一九六八年迄自巴黎街頭，其後蔓延全球的學生運動，日本一群極左派激進學生在翌年正式成立所謂「赤軍連」，主張透過城市游擊戰等恐怖手段，進行世界革命鬥爭。其主要活動包括首度在一九七○年劫持日本航空客機（代號為鳳凰計畫），一九七二年襲擊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一九七三年再度劫持日本航空客機，一九七四年襲擊新加坡殼牌石油公司、占領日本駐科威特使館與襲擊法國駐海牙使館，一九七五年在美國駐吉隆坡領事館扣押人質，要求日本政府釋放被捕成員，以及一九七七年劫持日本客機勒贖等。但在一九八○年代後，成員已由兩千餘人，降至目前僅有百餘人左右。
八○年代，亞洲各國（特別是新興工業經濟體）紛紛出現被稱為「新新宗教」的新興宗教發展浪潮，日本的奧姆真理教正是其中之一，其教義極力渲染神祕主義、特異功能、超感應能力與神通預言等，並經常以世界末日概念來鞏固教徒信仰，結果即是為了「實現」預言，透過不理性舉動（例如施放毒氣）來刺激群眾。
此外，由於「九一一事件」所帶來的全球恐怖氣氛，以及自一九九○年代以來日本希望透過擴大國際參與，來實際提昇其地位與影響力的政策方向，再加上美國極力拉攏日本在後冷戰時期鞏固其霸權基礎，這些都讓該國政府自新世紀初以來，不斷地呼應全球反恐聲浪，並持續積極地透過修法，以提供日本更彈性的參與機會。
反恐政策制定與作為
事實上，由於「赤軍連」在一九七○年代所帶來的恐怖威脅，日本早在一九七七年便仿效美國、英國與西德，在東京（東京警視廳第六機動隊）與大阪（編號名稱不詳）的警察本部籌組反恐怖特種突襲部隊（SAT）；迄今為止，日本對前述兩支特種部隊仍採取高度保密措施，並視為「最高國家機密」，相關資料幾乎不公布。無論如何，在一九九五年毒氣事件後，日本隨即將特種部隊編制由原先僅限於東京都與大阪府，一口氣增加了北海道、愛知縣、千葉縣、神奈川縣與福岡縣等五個新單位，總計十個分隊，成員共約兩百人，並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公開舉辦授旗儀式。
一九九六年底，發生祕魯左派游擊隊扣押日本大使館人質事件後，日本政府決定進一步提高前述突襲部隊的反恐怖能力，並於翌年提供超過兩百億日圓，用以建立訓練基地與相關設施。
二○○一年「九一一事件」爆發後，日本更立即展開大規模的法規修改與制定工作，其中最主要者，首先是通過「反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一方面公開楬櫫配合美國進行全球反恐的政策目標，同時授權政府採取迅速的對應措施，例如在內閣中提出基本計畫，並在國會批准後，要求自衛隊進行廣泛的任務配合等，但實施期限僅限兩年。其次，為求落實前述法規，日本也通過「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授權對日本領海內可能具有高度威脅之可疑船隻進行射擊）、「自衛隊法修正案」（在自衛隊與駐日美軍設施面臨恐怖威脅時，授權其進行警戒，並於必要時使用武力）、「日本國際和平合作法修正案」（同樣著重於擴張使用武力權限）。
接著，日本安全保障會議與內閣會議於同年十一月通過「關於落實反恐怖特別措施法對策的基本計畫」，宣示將全力支援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主要是於公海（印度洋）上提供船艦的後勤補給工作，這也將其安保政策發展帶向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二○○四年底，日本政府更根據新制定的「預防恐怖活動行動計畫」，要求所有進入境內的外國人接受指紋採集和面部拍照。更甚者，日本政府亦於二○○七年將反恐主力由警察擴及軍方，決定成立一支歸日本陸上自衛隊管理的「中央快速反應部隊」，總兵力約三千兩百人，專門職司針對恐怖分子和游擊隊展開快速應對任務，並負責參與國際維和行動。
反恐作為實際之成效
自從組建前述警察特種部隊以來，它們曾多次進行反恐行動；例如大阪部隊曾解決一九七九年的三菱銀行人質事件，東京機動隊亦全面參與一九九五年對於奧姆真理教的搜查行動，並於前述同年六月的劫機事件中，首度在民眾面前公開亮相完成救援任務。
根據日本媒體的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支持日本派遣自衛隊協助反恐行動，且有九成民眾支持日本和美國聯手打擊恐怖主義，但大部分認為應限制於提供後勤和醫療服務範圍內，只有一成的受訪者認為，日本部隊應直接參與作戰。這一方面既提供該國政府廣泛進行法規修正的正當性基礎，也成為限制日本參與反恐行為範圍的主要來源。儘管當時一度因為反對黨抵制的緣故，反恐怖措施特別法曾於二○○七年中斷過一段時期，日本眾議院仍於二○○八年十月底通過「新反恐怖特別措施法」修正案，以延長自衛隊在印度洋供油活動，直至今年一月中旬，鳩山內閣才下令撤回印度洋從事供油活動的海上自衛隊艦船。但同時公布五年向阿富汗提供五十億美元的民生援助替代方案，藉以宣示日本對於國際反恐行動將會持續作出貢獻。
結論
總括而言，為正面因應來自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日本自公布「二○○三年度防衛白皮書」以來，便宣示將把「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亦即向海外派兵）作為自衛隊的任務之一，並希望藉此提高日本的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從法規修訂與組織編制看來，這一連串作為確實大大地提高了日本因應恐怖攻擊的能力，但問題在於，事實上自一九八○年代末期以來，日本便極少直接面臨恐怖威脅（新興宗教的恐怖定義仍待釐清），這也一定程度地左右輿論的支持度，並讓日本繼續貫徹反恐政策的未來可能出現變數。
（本文刊登於青年日報國際安全論壇專欄，2010.5.27，第7版，蔡東杰是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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