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10年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 part 4

第二章 了解中國戰略

  (一)概述

  中國並未出台類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或國家軍事戰略的文獻。 其利用“白皮書”、演講及文章作為公開傳達政策和戰略的主要途徑。 近年來,中國軍事和安全事務的透明度有所提高,其每隔兩年出版一份國防白皮書,2009年還開通了國防部官方網站。最近一版國防白皮書於2008出版,將中國國防政策概括為維護國家安全統一併保障國家發展利益、實現中國國防和武裝部隊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加強武裝部隊性能(以信息化作為主要衡量標準)貫徹積極防禦軍事戰略、堅持自衛防禦的核戰略以及培養一個有利於中國和平發展的安全環境。 然而,中國應該對外更加明確的闡述其軍事投資、做出這些投資選擇的戰略與意圖,以及其正在發展的軍事能力。

  對中國戰略觀的研究仍然非常模糊,外界觀察家很少能夠直接接觸到中國力量建設正式戰略、中國領導階層對使用武力的態度、制定解放軍的力量結構或理論的應急規劃,或是中國戰略聲明與其實際政策決定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危機的情況下。
(二)中國的戰略重點

  很明顯,中國領導人是基於一系列戰略優先事項製定國家決策的,這些戰略優先事項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持經濟增長和發展、維持國內政治穩定、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保護中國的大國地位。 中國領導人形容稱21世紀第一個十年是“戰略機遇之窗”,意思是地區和國際條件都有利於中國崛起為地區大國與提高國際影響力,應盡可能延長這一“機遇之窗” 。

  中國領導人重申並繼續支持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這是中國整體戰略和政策的基礎。然而,中國高級領導人的發言和評論越來越體現出兩個中心思想,暗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面臨著一些矛盾與挑戰。

  其一,改革使中國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迅速發展,但也對國內穩定造成了重大的新挑戰。 其二,改革日益推動中國靠近全球安全環境,這使外部事件能夠對中國內部形勢產生影響,反之亦然。 這兩種看法使中國領導人得出這樣的結論:到2020年的時候,他們應該應對或利用外部緊張,尤其是與其他大國之間的緊張局勢,維持有利於中國發展的環境。

  北京日益增長的經濟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採取更加積極的外部姿態,表明願意保護本國利益,同時還有意在解決爭端與推動地區合作方面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正如前文引用2008年版中國國防白皮書內容所述:“中國已經成為國際體系的重要成員。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繫在一起。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

  雖然如此,但仍存在一些因素——其中一些超出了中國領導人的控制——可加強中國對國內問題的側重,或使中國脫離和平的道路:

  •經濟。經濟持續發展仍是中國共產黨確保其執政合法性和發展軍力的基礎。 意料之外的資源需求增長、全球資源短缺或價格震動、或是獲得資源的途徑受限,都會影響到中國的戰略觀和行為。 這可能會迫使中國領導階層重新檢驗其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其中也包括軍事資源。

  •人口壓力。未來中國面臨的人口壓力將會進一步增強,會形成一種限制中國維持高經濟增長率能力的人口結構。

  •環境。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以污染環境為代價的,中國領導人擔心這些問題會對經濟發展、公共健康、社會穩定與中國國際形象構成威脅。

  •海峽動態。儘管自2008年3月馬英九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以來,台海兩岸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但台海戰爭以及美國的干涉仍是解放軍最緊迫的長期關注。 未來有可能爆發的台海衝突將推動中國軍事現代化。 而且,中國領導人承認台灣獨立將嚴重破壞中國政府的合法性。

  •地區關注。因為中國靠近或與世界許多重要“爆發點”有關(例如,朝鮮、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國領導人希望避免區域不穩定影響到其邊境地區,進而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內穩定產生不良影響。 地區安全動態的變化——例如,有關獲得與運輸國外資源能力的威脅感知,或朝鮮半島的瓦解——都有可能會改變中國軍事發展和部署範式,而這有可能會對中國周邊國家產生影響。
(三)未來戰略的討論

  2009年7月,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闡述了中國的“核心利益”,稱中國的核心利益是維護基本製度和國家安全、確保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持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 中國目前的戰略仍然是應對外部環境,確保周邊環境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這一戰略似乎被北京的外交和安全策略機構廣泛接受。 然而,中國特別是中國學術界偶爾會就“中國如何達到這些目標,以及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不與鄰國或美國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如何能最好地實現其目標”的問題產生分歧。

  一些人喜歡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傳統指導:“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決不當頭。”這一指導思想反映出鄧小平相信,中國外交政策及安全戰略必須加強其核心國家利益,通過韜光養晦來促進國家發展。 另外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應該積極與地區參與者和美國合作,提高中國影響力,確保周邊國家和更遠距離的強國相信中國不會對其安全構成威脅。 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在保護其利益方面需要更加強硬、更加自信,自覺反擊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或應對美國在台灣、日本、韓國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力。

  中國軍政領導人還在積極討論另外一個問題,即解放軍應該發展什麼樣的新能力,以保護並提高中國除傳統要求之外的其他利益、保護中國不受攻擊或壓制、防止台灣獨立或影響台灣、按照北京的意願解決糾紛、支持中國在南中國海及其他地區的主權要求。 一些高級軍政政府家提倡不斷提高解放軍力量投射能力,而其他人要求解放軍提高國際維和、人道主義援助、災難援助和保護海上航線能力。 這些關注會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中國當前國防政策的製定還不得而知。 然而,這些問題對中國國防計劃思考的影響卻越來越明顯。
(四)新歷史使命

  2004年,中國領導人確立了中國武裝部隊的基本使命,即“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 這些“新歷史使命”主要集中於調整中國領導階層對國際安全環境的評估,以及擴展國家安全的定義。 2007年,北京政府在一份有關《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修正案中,對這些使命進行了深入的編纂。 按照當前的定義,這些使命包括:

  * 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

  * 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

  * 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

  * 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據官方著作顯示,在清楚表述這些使命的背後,存在著一些驅動因素:中國的安全形勢、挑戰以及有關中國國家發展優先事項發生了變化,北京政府希望按照共產黨的目標,重新對解放軍所擔負的任務進行調整。 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徐才厚表示,“這些使命體現了黨的歷史任務對我軍的新要求,反映了國家發展戰略的新變化,順應了世界軍事發展的新趨勢”。 《2008年國防白皮書》指出,解放軍一直按照指示“統籌資源,兼顧富國和強軍”、“履行其新歷史使命”以及“推進軍事理論、軍事技術、軍事組織和軍事管理創新”

  儘管經濟發展仍是中國的中心任務,但中國領導人顯然打算讓國防與經濟增長協調一致,以確保自身的發展。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針對軍隊提出的戰略指導方針便體現了這一點,他號召軍隊發揮更廣泛的作用,以確保中國的戰略利益,其中也包括在中國領土之外的利益。

  2009年3月,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催促軍方集中精力“打造核心軍事力量”,但也要具備“開展非戰爭軍事行動的能力”。 他還指出,在具備圓滿完成所有任務的先決條件後,中國武裝部隊必須積極參加並支持國家經濟建設和公益事業”。

  中國權威媒體對這些“非戰爭軍事行動”描述包括:反恐、維持社會穩定、災難救濟和救援、國際維和行動。此外,中國領導人還提及的其他“非戰爭軍事行動”包括,保護海上航線、網絡戰、天基資產的安全、開展軍事外交以及為應對突發事件做準備。

  2009年,解放軍海軍派遣軍艦在亞丁灣執行反海盜護航任務,便是中國履行其新歷史使命的實例之一。 另一個實例是,2008年12月,中國下水了首艘醫療船。 雖然該船能夠為作戰行動提供支持,但中國官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的都是該船所擔負任務中的人道主義救助方面。
(五)中國的軍事戰略

  解放軍的理論學者已經制訂了以理論為導向的改革框架,長期目標是打造一支能夠進行和贏得“信息化情況下的地區戰爭”的部隊。 根據國外的軍事行動,尤其是美國領導的戰役,包括持久自由行動和伊拉克自由行動,蘇聯和俄羅斯的軍事理論以及解放軍自身的戰鬥史,中國正對整個武裝部隊進行改革。

  這些改革的速度和規模都很大。 但解放軍仍未在現代戰鬥中進行過測試。 缺乏作戰經驗仍使外界很難對中國軍事改革進步進行評估。 中國對其自身軍事能力的內部評估也較複雜,因為中國文職領導人必須依賴於指揮官的建議,而這些指揮官缺少現代戰爭的直接經驗,或從現代戰場現實戰爭中取得的“科學”戰鬥模式。

  對權威講話和文件的研究表明,中國依靠“新時期國家軍事戰略方針”總原則和指導來計劃和管理武裝部隊的發展和使用。

  學術研究表明,當前的指導方針基本開始於1993年,反映了1991年波斯灣戰爭和蘇聯對華軍事戰略思想的影響,在2002年和2004年進行了完善。 後一次修改可能反映了中國對安全環境和現代戰爭的感知,集合了從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教訓,強調打造贏得“信息化情況下的區域戰爭”的部隊。

  根據2008年國防白皮書,這些指導方針強調在信息化情況下進行和贏得地區戰爭,聯合作戰和非對稱戰爭——“最巧妙地運用我們的優勢來攻擊敵人的弱點”。並稱需要確保“軍事鬥爭和政治、外交、經濟、文化和法律行動緊密結合”,指導方針還強調了整合國家多種力量來確保威懾和阻止衝突的重要性。

  指導方針中的作戰或“積極防禦”部分提出了一種防禦軍事戰略,中國並沒有發動或參與侵略戰爭,進行的戰爭只是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海戰。 “積極防禦”中的海軍部分稱為“近海積極防禦”。 2008年國防白皮書中稱,中國海軍是一支戰略部隊,正在發展在“遠水”作戰的能力。 中國海軍有三個主要任務:抗擊海上侵略、保護國家主權和保衛海上權力。 中國海軍的海上作戰理論重點是6大攻擊和防禦作戰役:封鎖、反海上交通線、海-陸攻擊、反艦、海上運輸保護和海軍基地防禦。

  2006年在海軍共產黨代表大會上,中國主席胡錦濤發表講話稱中國是“海上強國”而且提倡一個“強有力的人民海軍”來“保護我們的海權和利益”。 其他的文職領導人、中國海軍官員、政府文章和解放軍記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依賴於海洋的進入和使用,而且要進入需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 除了增加對遠離中國任務的考慮,海軍的主要重點將仍保持在準備“第一島鍊和第二島鏈”內的作戰,重視與美國部隊在台灣問題上的潛在衝突。 在北京找到能夠接受的台灣問題解決方案之前,可能會一直如此。

  地面戰。 在“積極防禦”戰略中,地面部隊被賦予的任務是保衛中國邊疆、確保國內穩定,並進行區域力量投射。 中國人民解放軍地面部隊正從部署在全國范圍內7個軍區的靜態防禦部隊——轉型為一支更具攻擊性與機動性的力量組織,作好參與中國周邊作戰行動的準備。

  2008年國防白皮書稱,地面部隊正在從“地區防禦轉向跨區機動性”發展。 白皮書指出,地面部隊改革的目標主要是使部隊“小型化、模塊化和多功能化”,並增加“空地一體作戰、遠距離作戰、快速打擊和特殊作戰”能力。 解放軍地面部隊改革以俄羅斯的理論和美國的軍事策略為模板。 地面部隊似乎是解放軍進行“特別、多軍種、聯合戰術編隊試驗,以實現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帶頭部隊。 2009年8月和9月,5萬多人的部隊從四個不同軍區參與解放軍首次空前規模的國家機動性演習——跨越2009。
空戰。 解放軍空軍借鑒美俄空軍模式,繼續從一支擁有有限領土防禦能力的部隊向更為機動靈活、可在近海執行攻防作戰任務的力量轉變。 其任務主要集中在以下領域:攻擊、防空和導彈防禦、預警和偵察以及戰略機動。 解放軍空軍在“聯合防空突擊作戰”行動中也扮演領導角色,這是解放軍進行反介入和區域封鎖作戰行動的基石。 解放軍理論學說未明確聯合防空突擊作戰的攻防性質,但從戰略上來看其為防禦性的,但從行動和戰術級別來看,它要求攻擊敵人的基地和海軍力量。

  解放軍的新使命也引發有關解放軍空軍未來發展的討論,一個正在形成的共識是保護中國的全球利益需要空軍增強遠程運輸和後勤保障能力。 不過很少有公共討論要求空軍向遠離中國的區域投射空中力量。 與海軍一樣,解放軍空軍的重心仍然是建設可對台灣以及東亞美軍力量構成可靠軍事威脅、嚇阻台灣獨立或影響台灣根據北京條件解決分歧的能力。

  太空戰。 解放軍戰略家們視太空為進行現代化信息戰的中心,不過解放軍理論學說似乎並不將太空行動本身視為一種作戰行動。 相反,太空行動是所有作戰行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解放軍的軍事理論期刊認為,正是太空讓信息時代的戰爭進入更激烈的程度。 具體來說,空基通訊、情報、導彈系統對聯合作戰的進行和協作以及贏得現代化戰爭至關重要。

  相應地,解放軍正獲取可以改進中國太空戰力的技術。 解放軍一份有關美軍和聯軍軍事行動的分析強調了太空活動對信息化戰爭的重要性,稱“太空是信息化戰場的指揮所。戰場的監視和控制、定位和精確制導,均依賴於衛星和其他傳感器”。

  與此同時,中國正發展攻擊敵人太空資產的能力,這加速了太空軍事化進程。 解放軍著作強調有必要“摧毀、破壞以及乾擾敵人的偵察……和通訊衛星”,這顯示上述系統以及導航和預警衛星可能將成為旨在致盲或致啞敵方的首輪攻擊的組成部分。 同一份有關解放軍對美國及盟軍行動的分析還表示,“摧毀或捕獲衛星及其他傳感器……將剝奪對方在戰場上的主動性,使其難以充分發揮其精確制導武器的性能。”

  網電一體戰。 中國軍方著作強調,要在戰役早期階段的多重緊急任務中佔據電磁主導權,以保證戰場上的勝利。 解放軍理論學者創造了“網電一體戰”一詞來描述運用電子戰、計算機網絡作戰和動力攻擊來擾亂戰場上支持對手作戰和力量投射能力的信息系統。 解放軍關於未來聯合作戰模式的著作認為,“網電一體戰”是“一體化聯合作戰”的一種基本形式,這表明佔領和主導電磁光譜是解放軍作戰理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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