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蘇紫雲 （前國安會研究員）
中國軍事威脅對台灣已經是迫切的危機，美國防部近年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再度明白指出，台海軍力已經失衡，解放軍在質量上都已超越國軍。易言之，此種軍事情況若再惡化，台海的軍事主動權將完全易手，中國攻打台灣的時間、手段，可由共軍單方面決定，國軍的接戰能力已經不構成障礙，共軍在戰場上可享有最大的行動自由。
2020 的共軍威脅究竟如何，雖然沒有水晶球可以告訴我們，但有一個相對可信的評估方式，也就是共軍與美軍的「技術代差」。一般估計，目前共軍落後美軍與西方國家的軍隊約15 年左右，但若加計技術擴散、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隔代升級」效應，未來的技術落差可拉近至10年左右。也就是說，國軍在2020 年面對的共軍，約略等同2010 年的美軍戰力水準。屆時除了更多更精準的彈道、巡弋飛彈外，航艦、匿蹤戰機都將成為共軍新寵，保衛台灣的國軍將更為傷神。
北京合理化戰爭選項
台海和平是台、中兩國與周邊各國的共同利益，然而中國挾著綜合國力大幅增加，加上大一統的落後意識型態，雖一方面喊出「軍事互信」，但如徐才厚這類共軍將領仍揚言「武力係針對未統一地區」，在兩手策略下，難保北京不對台鋌而走險。換句話說，中國軍力站在「經濟的肩榜上」猛爆發展，加上北京本著舊世紀的民族主義思維，以武力逼使台灣就範的成功機率大為增加，在中南海的戰略選項中，若台灣「長期拒絕統一」，那麼戰爭自然就成了「理性」的政策選項。而台灣防衛力量若繼續原地踏步，將進一步誘使北京鷹派採取冒進行動。
事實上，由1992 年引進Su-27 戰機開始，解放軍在17 年間像是練了易筋經一樣脫胎換骨，除傳統的陸、海、空三軍各種新式裝備陸續到位之外，二砲部隊、航天（太空）、乃至於資訊部隊的戰力發展都快速發展，可說是「新三軍」。
二砲部隊專長「隔山打牛」，除對台發動遠距直接攻擊外，也肩負阻嚇、遲滯美軍進入接戰區的功能，如同「天眼」的航天部隊則藉由衛星發揮戰區偵察、指管通信、精密導航的作用，在台海戰場扮演「看得到、打不到」的角色，資訊部隊的網路戰則是「看不到、打得到」，藉網路攻擊癱瘓國軍指揮體制、乃至擾亂電力、金融、交通等資訊系統，攻擊各網路節點與伺服主機，造成類似捷運「柵湖線」系統當機一般，拿住台灣網路系統的「任督二脈」讓基礎設施全面停擺，進一步削弱台灣總體反應能力。
經濟和平論不可靠
在這些威脅下，馬政府的中國政策似乎架構在「經濟和平」論的幻想之中，寄望藉由ECFA 等手段加強兩國的經濟鏈結，也就能構築台海的和平陣地。遺憾的是，歷史上想倚賴經濟和平的下場多是戰爭。 1914 年一次大戰爆發前夕，歐陸一片歌舞昇平，各主流意見都認為戰爭打不起來，主因是「各國的經濟利益犬牙交錯」，戰爭沒有國家會有好處，因此也就不會發生。1941 年日本對美國珍珠港攻擊前夕，情勢雖然緊張，但美國也認為日本不會開戰，因為東京的石油與經濟都依賴美國。
特別是中國慣用的策略就是「談打互用」，目的就是在塑造絕對有利的時機，一次徹底吃掉對手。中國內戰時如此、韓戰時如此、越戰時依然如此。馬政府想倚賴經濟關係維繫和平，恐怕是催化台海戰爭的種子加速發芽。
相較共軍的大幅躍進，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由於國民黨惡意阻擾，國軍主戰裝備無法提升，反彈道飛彈、潛艦、反潛機等主要的軍事投資都告停滯。2008 年國民黨執政後，也無心於軍力整備，因此國軍的戰力進步程度不甚樂觀。明白的說，屆時國軍就像是拿著手槍去跟擁有衝鋒槍的共軍拚命，在質量都落後的情況下，國軍如何成為打敗巨人的大衛，成功守護台灣，就只能倚賴戰略智慧了。台灣要打贏未來戰爭，不是一兵一槍的純軍事問題，最重要的反而是非軍事問題。
政治是軍事的上層建築，台灣最大的戰略資產，絕不是飛機、坦克、大砲等有形的軍事力量，而是民主政治與民心士氣。民主體制及自由的價值，將是爭取國際支持的最大力量。馬政府傾斜的中國政策，對國內外釋放出錯誤訊息，若不予以扭轉，將嚴重腐蝕台灣心防與國際支持。
國家武裝力量的目的在於確保生存、繁榮，就如同雷根的名言：「有實力就有和平」。中國一再公開揚言以武力攻擊台灣，這也一再說明台灣面對的是真實的威脅。台灣有權利保護自己的生存，自由的價值，以及民主生活，因此維持自衛的決心武力也就顯得更為重要。
當然，心防的建立不是八股教條的「愛國」、「愛台灣」口號喊喊，而是更深刻的作法讓人民與土地結合，各國強化公民防衛意識的作法甚多，有心人士不妨參考。
人類有追求安全的權利，作為台灣人更有此需要。就如同傑佛遜的精神，「我們學習軍事，是要讓下一代能夠學習藝術、文學」，台灣應鞏固自我保護的防衛決心，支撐和保衛繁榮景象的卻是隱身於后、靈敏應變、隨機而動的全民防衛，將是抵禦中國威脅的最佳防衛縱深。
創造戰略價值 結合盟國利益
跟講究「地點」的房產原則一樣，上天賦予台灣的地緣位置是另一無價戰略資產。除了是東亞海空交通的樞紐外，更是陸權與海權的板塊交接處，同時又是台灣、新加坡、澳洲此一「亞太黃金戰略三角」的頂點，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特別是，中國的軍事崛起使得陸權與海權交鋒的「戰略鋒面」出現在第一島鏈，此一特殊戰略地位賦予台灣極為重要的戰略價值。
因此，台灣不僅要有絕對的自我防衛能力，也需為區域安全做出貢獻。台灣為標準的海洋國家，因此無論就國家防衛特性抑或地緣政治而言，發展適度的海權影響力將是我國國家防衛的重要礎石。對於我們的盟友而言，擁有強大海上力量的台灣，亦更將被視為「安全伙伴」而非「安全依賴者」，台灣的安全問題將更為國際化，有利於我國家安全，同時也照顧盟邦的安全利益。
進一步看，台灣周邊是重要的國際水域，東亞對外的主要航線皆在鄰近台灣。同時台灣也鄰近南海、東南亞等海盜出沒，卻是國際重要貿易航道所在的國際水域。
海盜的威脅有多嚴重？依照「國際海事組織」(Inyernational Maritime Orgnisation, IMO) 統計，迄今所接獲的海盜事件，由1984 年累計至今為4,296 件，而2006 年為241 件。平均每年造成實際商業損失約達160 億美元之譜。
面對此一情勢，特別是我國的海上武力，包括海軍、海巡署等，實力在亞洲中排名前五大，也因此，台灣的武裝力量對於區域安全事務可以採取積極的態度參與，以善盡區域成員的責任。反海盜、反恐、反走私偷渡，及海上救難等非傳統安全事務。
同時，台灣周邊水域潛藏龐大資源，除各類底土資源外，黑潮所能提供的洋流發電電量超過台灣所需的兩倍，若予合理開發，不僅可滿足台灣全國所需，更可輸出，這都是我國海洋國力的新利基。
簡單說，我國在國防力量上的投資，不僅可以滿足自衛的需求，更可保護商業利益，並與盟邦共享安全利益。
精兵簡政才有戰力
國軍經過數年的努力兵力規模已日趨合理化，甚至要走向全募兵制，達成精兵政策的目標。然而完成精兵的同時，最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簡政」。也就是在人力精簡、組織整併之後，如何調整參謀作業，減少重複與不必要的公文、作業流程，以減輕參謀的負擔並同時提高組織效率。
所謂簡政，除了減輕參謀作業負擔、提升組織效率與反應速度外，更重要的是可以釋放參謀的思考能力，避免承參人員遭文書作業壓垮，讓參謀人員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將本職學能用於國防規劃，業務企畫等策略思考，讓參謀人員成為軍隊的真正大腦而非文書處理人員。
精兵簡政可說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就如彼得‧ 杜拉克(Peter F. Drucker) 所說「知識型社會真正的投資不在機械或是工具，而在知識型員工。」讓軍文職人員的腦力得以完全發揮，得到專業的尊重、才能同時提升效率及戰力。
情報偵察與蒐集是危機預防機制的基礎，也是軍事行動的核心，可作為預測事件發生、評估局勢發展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機密保護、間諜查察等反情報作為也極為重要。換句話說，無論在承平或戰時，情報作業都具有極大價值。其中除了電子情報外，人工情報更是重要的戰略資產。
由於職業軍人的水準與民主素養日益提升，軍事情報作為已回歸正軌，以國家為服務對象。因此，朝野政黨應以新觀點看待情報作為，尊重專業人員並在人材培養以及運作投入合宜資源。對於因任務所招致的意外，也應以國家整體力量進行營救。情報人員為國家奉獻，國家則必須成為有力後盾。同時，對情報資源、預算的投入更不可「摳門」，並賦予更大彈性，只有完全信賴，情報人員才能發揮戰力，在承平時期提供盟國合作所需的情資、危機時期提供預警情資、戰爭時期提供決勝情資。
前瞻未來，台灣的有限軍力應該以「模組化」的特性加以建構。模組化的部隊組織，將可以更大程度的增加任務彈性，以及提升最為關鍵的快速反應能力。並使部隊在面臨未來改革時，能以最小的成本完成調整，以適應未來不斷轉型的國防環境。
同時，此種部隊結構也可彌補國軍在數量上的相對不足。藉由快速的戰略、戰術機動力，建立戰場快速到達的能力，不僅可使國軍的兵力運用更為自由，更可藉由快速集結來創造絕對或局部優勢，徹底擊潰梯次入侵的對手。簡單說，模組化的部隊組織將使國軍如同變形金剛一般，能夠因應任務需要快速投入合宜的規模與戰力，以快速高效的完成使命。
我國的相對國力有限，在建軍備戰的策略上必須以更精緻與前瞻性的規劃，找出未來戰場的致勝利基，以在成本效益比上取得最佳效益。因此唯有採取焦距型的軍事戰略發展途徑，才能充分發揮己長擊敵短的效益。
此種焦聚型的發展途徑，應以戰力為評估物件，而非軍種。清朝著名宰相劉羅鍋也早就體認：「用傳統的武器，現在的戰術，是無法打贏明日的戰爭。」易言之，未來的軍事投資應以全新思維，進一步打破軍種藩籬，同時又使各軍種發揮最佳效能，並反映在聯合作戰的總和戰力上。
掌控中國戰略弱點
中國雖然龐大，但就像恐龍一般，為了維繫機能的運作，潛在弱點自然浮現，相對劣勢的台灣軍隊若能善加運用，扼住要害，就有機會以小搏大。找到「阿奇里斯腳踝」，小個頭的大衛也能扳倒巨人。
由宏觀面來看，我國防部之前就曾估算，中國到2020 年時人口將達到15 億規模，屆時糧食、能源的需求數量都極為龐大。糧食每年必須進口0.6 億噸，石油則需進口4 億噸，這些戰略物資主要都是海運方式運輸。
很明顯的，中國未來對於能源、礦產、糧食等物資都極仰賴海運，2020 年將有40艘30 萬噸油輪，每年進口石油至少需要1800 艘次的30 萬噸級油輪運輸。同時，中國海運線過於集中， 且都必定要經過台灣兩側的國際航線， 暴露在我軍的打擊圈， 海上生命線成為中國脆弱的大動脈。
從另一角度看，如我方儘速建立潛艦、攻陸飛彈等戰力，將迫使中國解放軍須在反潛、飛彈防禦兵力上面進行大量投資因應，包括空中反潛、水面艦、潛艦、掃雷等兵力與水下監偵系統、地面預警雷達、反飛彈系統等，約將耗資1200 餘億美元，是我方採購潛艦、攻陸飛彈的10 倍經費，可有效壓迫中國軍事投資轉向。其最大效益就在使中國侵略性的攻勢投資減少，防禦投資增加，如此則有益於東亞區域安全與穩定的健康發展，使台灣安全與區域利益產生正向結合。
戰爭與和平是一體兩面，和平不可能依照單方面的善意而存在。中國的威脅，就如著名哲人雨果所說的：「專制制度侵犯精神的疆界，正如武力侵犯地理的疆界。」台灣唯有準備戰爭，才能擁有和平。戰備整備更是「今日不做，明天後悔」的事，也因此，國防預算應視為對和平投資，在執政國民黨軟弱的國防主張、缺乏建軍配套下，形同討好民眾的募兵制，民進黨與有識之士應提出強有力的替代主張，才能確保明日台灣的安全。
第22期 / 2009-11-05
中國軍事威脅對台灣已經是迫切的危機，美國防部近年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再度明白指出，台海軍力已經失衡，解放軍在質量上都已超越國軍。易言之，此種軍事情況若再惡化，台海的軍事主動權將完全易手，中國攻打台灣的時間、手段，可由共軍單方面決定，國軍的接戰能力已經不構成障礙，共軍在戰場上可享有最大的行動自由。
2020 的共軍威脅究竟如何，雖然沒有水晶球可以告訴我們，但有一個相對可信的評估方式，也就是共軍與美軍的「技術代差」。一般估計，目前共軍落後美軍與西方國家的軍隊約15 年左右，但若加計技術擴散、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隔代升級」效應，未來的技術落差可拉近至10年左右。也就是說，國軍在2020 年面對的共軍，約略等同2010 年的美軍戰力水準。屆時除了更多更精準的彈道、巡弋飛彈外，航艦、匿蹤戰機都將成為共軍新寵，保衛台灣的國軍將更為傷神。
北京合理化戰爭選項
台海和平是台、中兩國與周邊各國的共同利益，然而中國挾著綜合國力大幅增加，加上大一統的落後意識型態，雖一方面喊出「軍事互信」，但如徐才厚這類共軍將領仍揚言「武力係針對未統一地區」，在兩手策略下，難保北京不對台鋌而走險。換句話說，中國軍力站在「經濟的肩榜上」猛爆發展，加上北京本著舊世紀的民族主義思維，以武力逼使台灣就範的成功機率大為增加，在中南海的戰略選項中，若台灣「長期拒絕統一」，那麼戰爭自然就成了「理性」的政策選項。而台灣防衛力量若繼續原地踏步，將進一步誘使北京鷹派採取冒進行動。
事實上，由1992 年引進Su-27 戰機開始，解放軍在17 年間像是練了易筋經一樣脫胎換骨，除傳統的陸、海、空三軍各種新式裝備陸續到位之外，二砲部隊、航天（太空）、乃至於資訊部隊的戰力發展都快速發展，可說是「新三軍」。
二砲部隊專長「隔山打牛」，除對台發動遠距直接攻擊外，也肩負阻嚇、遲滯美軍進入接戰區的功能，如同「天眼」的航天部隊則藉由衛星發揮戰區偵察、指管通信、精密導航的作用，在台海戰場扮演「看得到、打不到」的角色，資訊部隊的網路戰則是「看不到、打得到」，藉網路攻擊癱瘓國軍指揮體制、乃至擾亂電力、金融、交通等資訊系統，攻擊各網路節點與伺服主機，造成類似捷運「柵湖線」系統當機一般，拿住台灣網路系統的「任督二脈」讓基礎設施全面停擺，進一步削弱台灣總體反應能力。
經濟和平論不可靠
在這些威脅下，馬政府的中國政策似乎架構在「經濟和平」論的幻想之中，寄望藉由ECFA 等手段加強兩國的經濟鏈結，也就能構築台海的和平陣地。遺憾的是，歷史上想倚賴經濟和平的下場多是戰爭。 1914 年一次大戰爆發前夕，歐陸一片歌舞昇平，各主流意見都認為戰爭打不起來，主因是「各國的經濟利益犬牙交錯」，戰爭沒有國家會有好處，因此也就不會發生。1941 年日本對美國珍珠港攻擊前夕，情勢雖然緊張，但美國也認為日本不會開戰，因為東京的石油與經濟都依賴美國。
特別是中國慣用的策略就是「談打互用」，目的就是在塑造絕對有利的時機，一次徹底吃掉對手。中國內戰時如此、韓戰時如此、越戰時依然如此。馬政府想倚賴經濟關係維繫和平，恐怕是催化台海戰爭的種子加速發芽。
相較共軍的大幅躍進，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由於國民黨惡意阻擾，國軍主戰裝備無法提升，反彈道飛彈、潛艦、反潛機等主要的軍事投資都告停滯。2008 年國民黨執政後，也無心於軍力整備，因此國軍的戰力進步程度不甚樂觀。明白的說，屆時國軍就像是拿著手槍去跟擁有衝鋒槍的共軍拚命，在質量都落後的情況下，國軍如何成為打敗巨人的大衛，成功守護台灣，就只能倚賴戰略智慧了。台灣要打贏未來戰爭，不是一兵一槍的純軍事問題，最重要的反而是非軍事問題。
政治是軍事的上層建築，台灣最大的戰略資產，絕不是飛機、坦克、大砲等有形的軍事力量，而是民主政治與民心士氣。民主體制及自由的價值，將是爭取國際支持的最大力量。馬政府傾斜的中國政策，對國內外釋放出錯誤訊息，若不予以扭轉，將嚴重腐蝕台灣心防與國際支持。
國家武裝力量的目的在於確保生存、繁榮，就如同雷根的名言：「有實力就有和平」。中國一再公開揚言以武力攻擊台灣，這也一再說明台灣面對的是真實的威脅。台灣有權利保護自己的生存，自由的價值，以及民主生活，因此維持自衛的決心武力也就顯得更為重要。
當然，心防的建立不是八股教條的「愛國」、「愛台灣」口號喊喊，而是更深刻的作法讓人民與土地結合，各國強化公民防衛意識的作法甚多，有心人士不妨參考。
人類有追求安全的權利，作為台灣人更有此需要。就如同傑佛遜的精神，「我們學習軍事，是要讓下一代能夠學習藝術、文學」，台灣應鞏固自我保護的防衛決心，支撐和保衛繁榮景象的卻是隱身於后、靈敏應變、隨機而動的全民防衛，將是抵禦中國威脅的最佳防衛縱深。
創造戰略價值 結合盟國利益
跟講究「地點」的房產原則一樣，上天賦予台灣的地緣位置是另一無價戰略資產。除了是東亞海空交通的樞紐外，更是陸權與海權的板塊交接處，同時又是台灣、新加坡、澳洲此一「亞太黃金戰略三角」的頂點，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特別是，中國的軍事崛起使得陸權與海權交鋒的「戰略鋒面」出現在第一島鏈，此一特殊戰略地位賦予台灣極為重要的戰略價值。
因此，台灣不僅要有絕對的自我防衛能力，也需為區域安全做出貢獻。台灣為標準的海洋國家，因此無論就國家防衛特性抑或地緣政治而言，發展適度的海權影響力將是我國國家防衛的重要礎石。對於我們的盟友而言，擁有強大海上力量的台灣，亦更將被視為「安全伙伴」而非「安全依賴者」，台灣的安全問題將更為國際化，有利於我國家安全，同時也照顧盟邦的安全利益。
進一步看，台灣周邊是重要的國際水域，東亞對外的主要航線皆在鄰近台灣。同時台灣也鄰近南海、東南亞等海盜出沒，卻是國際重要貿易航道所在的國際水域。
海盜的威脅有多嚴重？依照「國際海事組織」(Inyernational Maritime Orgnisation, IMO) 統計，迄今所接獲的海盜事件，由1984 年累計至今為4,296 件，而2006 年為241 件。平均每年造成實際商業損失約達160 億美元之譜。
面對此一情勢，特別是我國的海上武力，包括海軍、海巡署等，實力在亞洲中排名前五大，也因此，台灣的武裝力量對於區域安全事務可以採取積極的態度參與，以善盡區域成員的責任。反海盜、反恐、反走私偷渡，及海上救難等非傳統安全事務。
同時，台灣周邊水域潛藏龐大資源，除各類底土資源外，黑潮所能提供的洋流發電電量超過台灣所需的兩倍，若予合理開發，不僅可滿足台灣全國所需，更可輸出，這都是我國海洋國力的新利基。
簡單說，我國在國防力量上的投資，不僅可以滿足自衛的需求，更可保護商業利益，並與盟邦共享安全利益。
精兵簡政才有戰力
國軍經過數年的努力兵力規模已日趨合理化，甚至要走向全募兵制，達成精兵政策的目標。然而完成精兵的同時，最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簡政」。也就是在人力精簡、組織整併之後，如何調整參謀作業，減少重複與不必要的公文、作業流程，以減輕參謀的負擔並同時提高組織效率。
所謂簡政，除了減輕參謀作業負擔、提升組織效率與反應速度外，更重要的是可以釋放參謀的思考能力，避免承參人員遭文書作業壓垮，讓參謀人員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將本職學能用於國防規劃，業務企畫等策略思考，讓參謀人員成為軍隊的真正大腦而非文書處理人員。
精兵簡政可說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就如彼得‧ 杜拉克(Peter F. Drucker) 所說「知識型社會真正的投資不在機械或是工具，而在知識型員工。」讓軍文職人員的腦力得以完全發揮，得到專業的尊重、才能同時提升效率及戰力。
情報偵察與蒐集是危機預防機制的基礎，也是軍事行動的核心，可作為預測事件發生、評估局勢發展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機密保護、間諜查察等反情報作為也極為重要。換句話說，無論在承平或戰時，情報作業都具有極大價值。其中除了電子情報外，人工情報更是重要的戰略資產。
由於職業軍人的水準與民主素養日益提升，軍事情報作為已回歸正軌，以國家為服務對象。因此，朝野政黨應以新觀點看待情報作為，尊重專業人員並在人材培養以及運作投入合宜資源。對於因任務所招致的意外，也應以國家整體力量進行營救。情報人員為國家奉獻，國家則必須成為有力後盾。同時，對情報資源、預算的投入更不可「摳門」，並賦予更大彈性，只有完全信賴，情報人員才能發揮戰力，在承平時期提供盟國合作所需的情資、危機時期提供預警情資、戰爭時期提供決勝情資。
前瞻未來，台灣的有限軍力應該以「模組化」的特性加以建構。模組化的部隊組織，將可以更大程度的增加任務彈性，以及提升最為關鍵的快速反應能力。並使部隊在面臨未來改革時，能以最小的成本完成調整，以適應未來不斷轉型的國防環境。
同時，此種部隊結構也可彌補國軍在數量上的相對不足。藉由快速的戰略、戰術機動力，建立戰場快速到達的能力，不僅可使國軍的兵力運用更為自由，更可藉由快速集結來創造絕對或局部優勢，徹底擊潰梯次入侵的對手。簡單說，模組化的部隊組織將使國軍如同變形金剛一般，能夠因應任務需要快速投入合宜的規模與戰力，以快速高效的完成使命。
我國的相對國力有限，在建軍備戰的策略上必須以更精緻與前瞻性的規劃，找出未來戰場的致勝利基，以在成本效益比上取得最佳效益。因此唯有採取焦距型的軍事戰略發展途徑，才能充分發揮己長擊敵短的效益。
此種焦聚型的發展途徑，應以戰力為評估物件，而非軍種。清朝著名宰相劉羅鍋也早就體認：「用傳統的武器，現在的戰術，是無法打贏明日的戰爭。」易言之，未來的軍事投資應以全新思維，進一步打破軍種藩籬，同時又使各軍種發揮最佳效能，並反映在聯合作戰的總和戰力上。
掌控中國戰略弱點
中國雖然龐大，但就像恐龍一般，為了維繫機能的運作，潛在弱點自然浮現，相對劣勢的台灣軍隊若能善加運用，扼住要害，就有機會以小搏大。找到「阿奇里斯腳踝」，小個頭的大衛也能扳倒巨人。
由宏觀面來看，我國防部之前就曾估算，中國到2020 年時人口將達到15 億規模，屆時糧食、能源的需求數量都極為龐大。糧食每年必須進口0.6 億噸，石油則需進口4 億噸，這些戰略物資主要都是海運方式運輸。
很明顯的，中國未來對於能源、礦產、糧食等物資都極仰賴海運，2020 年將有40艘30 萬噸油輪，每年進口石油至少需要1800 艘次的30 萬噸級油輪運輸。同時，中國海運線過於集中， 且都必定要經過台灣兩側的國際航線， 暴露在我軍的打擊圈， 海上生命線成為中國脆弱的大動脈。
從另一角度看，如我方儘速建立潛艦、攻陸飛彈等戰力，將迫使中國解放軍須在反潛、飛彈防禦兵力上面進行大量投資因應，包括空中反潛、水面艦、潛艦、掃雷等兵力與水下監偵系統、地面預警雷達、反飛彈系統等，約將耗資1200 餘億美元，是我方採購潛艦、攻陸飛彈的10 倍經費，可有效壓迫中國軍事投資轉向。其最大效益就在使中國侵略性的攻勢投資減少，防禦投資增加，如此則有益於東亞區域安全與穩定的健康發展，使台灣安全與區域利益產生正向結合。
戰爭與和平是一體兩面，和平不可能依照單方面的善意而存在。中國的威脅，就如著名哲人雨果所說的：「專制制度侵犯精神的疆界，正如武力侵犯地理的疆界。」台灣唯有準備戰爭，才能擁有和平。戰備整備更是「今日不做，明天後悔」的事，也因此，國防預算應視為對和平投資，在執政國民黨軟弱的國防主張、缺乏建軍配套下，形同討好民眾的募兵制，民進黨與有識之士應提出強有力的替代主張，才能確保明日台灣的安全。
第22期 / 200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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