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蘭德（RAND）公司研究員習拉帕克（David A. Shlapak）日前在美中經濟安全評估委員會就台海兩岸軍力狀況作證，再次提到台海軍事均勢失衡的問題，他表示：「隨著解放軍各領域能力的提升，其防止、減緩或鈍化美國向東亞沿岸地區投射力量的能力也有所增強。」而且，隨著中國地對地導彈武器庫規模日益擴大，空中力量也日益現代化，中國解放軍對台灣自保，甚至美國協防台灣，構成了嚴重挑戰。
習拉帕克的講法並不新鮮，2000 年前後，早就有人評估：依照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台海戰力均勢將逐漸失衡，轉向有利於中國發展。十年之後的今天，台海戰力失衡已經成為共識。
台灣過去保有質的優勢
評估台海戰力均勢，基本上中國一直具有數量上的優勢；而台灣則以保持質上的領先來中和掉中國在量上的優勢，這是過去台灣維持台海軍力均勢的模式。以關鍵性的制空戰力為例，1980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雖然在帳面上擁有3,900 架以殲5（仿自米格17）、殲6（仿自米格19）、殲7（仿自米格21）為主的空優戰機，但這些戰機分配到11 個軍區後，數量稀釋了，部署在台海當面的約在500 架左右。
即便是解放軍當時最先進的殲7 戰機，其實也是1950 年代設計的產品。而當年，台灣約有350 架空優戰機（包括90 架F-100、200 架F-5 以及63架F-104 戰機），前兩者在性能上約可與解放軍殲7 平分秋色，而且當時我國空軍主力戰機正積極換裝為F-5E，該機具有1970 年代的科技水準，在性能上要比解放軍殲7 略勝一籌。除了飛機素質處於上風外，台灣的飛行員訓練時數高，戰技上也有明顯優勢。
最後，再加上台灣防空飛彈的高密度部署，包括勝利女神力士型長程高空防空飛彈、鷹式中程中高空防空飛彈與檞樹短程低空防空飛彈構成的防空網，形成解放軍空軍犯台的極大阻礙。在1980 年，一個解放軍飛行員要飛出大陸沿海穿越台灣空軍戰機外層警戒線，並突破層層防空飛彈防禦圈，而後又能擊退台灣戰機的內層防線，最後抵達台灣本島上空的機率相當渺茫。這是1980 年，當台美剛剛斷交、風雨飄搖的年代，是台灣在軍力素質上的領先，提供了「處變不驚」的軍事安全基礎。
蘇愷27 ─解放軍現代化指標戰機
中國軍事的現代化大約從1990 年代初期展開，1996 年，解放軍的空優戰機帳面上有4,000 餘架，但超過90％依然是老舊的殲5、殲6、殲7 等款戰機，只有極少數的殲8（約100 架）與蘇愷27（37 架）戰機具有可觀的性能，能夠與台灣空軍戰機一搏，特別是後者，性能上超越台灣當時任何一款戰機，可說是解放軍空軍跨越世代的指標戰機。
不過也正由於蘇愷27 戰機跳躍式進步的特質，造成解放軍飛行員一時之間難以吸收與適應，失事率高，補保也有相當的問題，故蘇愷27 戰機整體戰力尚難完全發揮。而同一期間，台灣戰機主力雖仍以F-5E 與F-104 為主，也只有少數（42 架）IDF 服役，單以戰機性能，確實難以與蘇愷27 戰機抗衡，故有將此一時期稱為台海制空戰力的「空窗期」。
然而，這種「空窗期」的講法是有些誇張。
蘇愷27 戰機性能固然耀眼，但該型機數量過少。而且中國當時的地對地彈道飛彈用以恫嚇台灣人心可以，但要拿來打擊台灣的軍事目標，數量仍不夠（約僅有190 枚），也欠缺點打擊所須的精準度。
1996 年後，空軍戰鬥巡邏線固然從中國大陸海岸線退至海峽中線，但台灣自製的先進天弓1、2 型長程中高空防空飛彈已開始部署，使得海峽中線以東的制空權仍足以牢牢掌握在台灣手中。因此，在1996 年前後，解放軍空軍犯境的難度仍與1980 年代相當。無法確實掌握台海全境的制空，解放軍任何跨海的入侵都只是紙上談兵而已。也正是解放軍無法在軍力素質上獲得明顯的領先，在1996 年的飛彈危機中，台灣能夠順利進行了第一次總統民選。
1996 年後解放軍戰力穩定成長
1996 年之後，兩岸的軍事現代化腳步同時加快，解放軍空軍持續增加殲8 與蘇愷27 戰機的部署數量，而台灣除了增加IDF 戰機數量外，自1997 年起開始引進幻象2000、足能與蘇愷27 戰機匹敵的F-16 戰機，也開始部署愛國者飛彈，在台灣此波二代兵力整建中，台灣新一代戰機的迅速到位與成軍，使得兩岸軍力平衡在2004 年之前仍有利於台灣。
然而，台灣空軍在二代兵力整建之後，除了在2003 年前後引進AIM-120 中程空對空飛彈之外，並無進一步的機隊更新措施，而中國則在新一代戰機的部署數量上持續增長，加速縮小兩岸在制空戰力的差距。同時，解放軍也引進輪駐輪戰的制度，各軍區空軍部隊均有機會輪調至台海當面基地，以熟悉台海空域，戰時可以立即前進部署。使得對台的空軍威脅將不再僅止於南京軍區的編制部隊。
以F-16 戰機交換率略等於解放軍蘇愷27 戰機（及中國仿製的殲11）與於2000 年前後引進的蘇愷30 戰機及中國自製的殲10 戰機，而IDF 與幻象2000 戰機交換率略高於殲8 戰機等計，概略估算台灣與中國在空優戰機上的戰力比：在2000 年，略當於1：0.7，台灣仍居上風。2006 年之後，交換比為1：1.65，台灣已轉居下風；2010 年，戰力比擴大至1：1.84。
除了空優戰機的戰力均勢變化外，解放軍在導彈的質量俱增，對於台灣制空均勢產生極大的影響。在2000 年，據估計中國所擁有的常規地對地短程彈道飛彈已從1996 年的190 枚增加到400 枚。2004 年，據我國防部估計，已達到610 枚。2008 年約有1300 枚， 在2010 年應可突破1500 枚。
此外，除解放軍常規地對地短程飛彈精準度有明顯提升外，更為精準的長程地對地巡弋飛彈在2006 至2007 年間服役，並維持每年100枚上下的數量增加。這些飛彈都具有相當的第一擊突防能力，目標在打擊台灣的空軍基地與相關指管設施，以壓制台灣的空優戰機於地面。
2009 年兩岸制空戰力差距1：3
因此，在加計解放軍在地對地導彈與空管能力的進步以及空軍長程防空導彈（如S-300PMU2）或反輻射無人攻擊載具的助攻等等因素，在整體制空戰力方面，可以認為已在2007 年開始向中國傾斜，而在2009 年兩岸制空戰力差距將擴大至1：3 以上。估計此一失衡狀態，在未來十年間持續擴大，極可能在2020 年擴大至1：8 到1：10 的狀態，即便國軍在2014 年後陸續獲得F-16C/D 與IDF-2 戰機的升級，也只能微幅改善兩岸制空戰力比嚴重失衡的狀態。下圖為推算台海兩岸自1980年以來至2020 年整體制空戰力比的趨勢圖。
台灣政治紛爭 影響建軍期程
由此可以看出：解放軍雖然起步較早，但台灣在國軍二代兵力整建時，一鼓作氣追上來。
然而，在此之後，台灣並未能維持領先，自1990 年代中葉迄今，台灣未引進任何新機型、數量也未有增加，反飛彈的部署更是嚴重不足與延宕。當解放軍在2000 年前後完全吸收了蘇愷27 戰機，進一步地引進蘇愷30 戰機，也推出自製的殲10 戰機後，在質與量上突飛猛進，造成今日台海制空戰力嚴重失衡的狀態。
究其原因，中國的高經濟成長是重要的因素，它為解放軍現代化的腳步提供的互為因果的動力：一方面，經濟成長提供軍事現代化的資金；二方面，經濟成長讓中國有成為區域大國，甚至是世界大國的自我期待，產生追求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軍力的動機。再加上中國一向是軍事力量為「反獨促統」的重要工具，對此戰略機遇期當然會加以掌握。
值此之際，台灣自滿於新引進的美、法戰機，在十年間既無法取得外國供售更為先進戰機，在自製IDF 戰機在升級上也一度裹足不前；同時，台灣也過於低估解放軍先進戰機與導彈突防能力的增長，空軍機隊無法降低對基地跑道之依賴。2000 年後，政治紛爭外擴至國防國防安全 美國協防受挑戰事務領域，嚴重影響建軍期程。2006 年國防預算更創下史上最低的紀錄。
在台灣國防治理上陷入僵局之際，華府對台的政治氛圍也有所變化，除了對中國崛起的忌憚外，台灣在消化2001 年軍售清單的延宕也給了華府反對對台軍售的人士前所未有的彈藥，華府在F-16 C/D 的供售案讓台灣吃盡排頭，其來有自。這些內外部因素，造成今天兩岸軍力失衡的局面。
台灣如失制空權 美軍馳援意願低
二次世界大戰名將隆美爾在北非戰場曾感歎道：「失去制空權，我會輸掉這場戰役，而且輸得很快。」制空權是台灣嚇阻中國犯台的關鍵戰力，當制空權開始明顯失衡之際，中國的決勝能力也逐漸成形，當中國對台大規模決戰有速戰速勝的自信時，也就是台灣對中國犯台的嚇阻失敗之際。
當中國決勝能力成形之際，也會直接影響美國延伸嚇阻的可信度與危機處理空間。習拉帕克在作證時提到：目前，美軍能與解放軍空軍的蘇愷27、蘇愷27 或殲10 戰機等相比敵，只有諸如F-22 戰機與F-35 戰機等最新式美國戰機能夠保證技術優勢，即便如此，這些戰機也有可能會深陷中國戰機的蜂群戰術中。
姑且不論中國的反介入戰略對馳援美軍所帶來的風險，重點在於習拉帕克所評估：如果解放軍可以數小時內重創台空軍基地，並據有決定性的空中優勢，那麼美國就需要承擔獨立防台的任務。對於美國而言，這將是十分艱鉅，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務。換句話來說，如果台灣喪失了制空權，將嚴重打擊美軍馳援的意願，因為美軍必須冒極大的風險來挽回劣勢。
台海軍力失衡的間接政治後果，輕者，將使台灣喪失政治談判籌碼。重者，可能誘使中國缺乏耐心以和平方式處理台海問題，北京採取戰爭邊緣脅迫的動機大增，以迫使台灣接受城下之盟，甚至不戰而降。
誠如習拉帕克作證時的結論，台海戰力失衡的問題將成為未來美台安全合作關係的重大議題，也會牽動台海兩岸在未來的關係發展。回顧1980 年迄今台海關鍵的制空戰力消長趨勢，重新評估台灣防衛需求，並在戰略上做出果斷回應將是台灣無法逃避的課題。而遺憾的是，這正是馬政府最被詬病之處。
本文轉載於玉山周報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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